光绪皇帝刚即位那几年，旱魃为虐。

先是京师大旱，之后直隶、山东久旱，紧接着河南大旱，山西亢旱，陕西、甘肃苦旱，皖北、川北亦旱。这场灾荒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由于光绪三、四年间灾情达到最高潮，而该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故人们多以“丁戊奇荒”称之。

天灾面前，人命卑贱。死亡的数字不断堆叠，估计约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夺命的烈度不亚于此前的太平天国战争。活着的人们已经不像个人了，吃皮绳、鞋底、破布、灰炭已是常态，“人相食”也不少见。妇女和儿童沦为商品，只能换来一两张薄饼。哀鸿遍野，满目凄凉，自明末以来两百余年，中国尚未见过这般惨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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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华北的天灾，也波及江南。成群结队的饥民纷纷过江，给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其实，对于逃荒的难民，江南人士并不陌生。几乎年年都有苏北的乡民南下求食，只要设立几个粥厂，给些口粮，等待冬天一过，人群自然散去。但这次不一样。不久之后，江南人发现，北方的灾荒要比想象中严重得多。

苏州城外的空地，一半是难民搭盖的草棚。一开始只是苏北人和山东人，很快就出现了山西人的身影（河南灾民被截留在了徐州一带）。流民达到了两万多人，混乱随之而来。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苏州养育巷慈悲桥边的裕成酱园，闯入了数十名灾民。他们向主人乞求腌菜，酱园不允，便用假钱购买。购买不成，灾民气势汹汹，直接动手抢夺。酱园阻挡不了，只能叫来地保维护秩序，并给灾民分发钱财，这才了事。类似情况，时有发生。

早在难民刚刚抵达苏州的光绪二年十月初，苏州士绅谢家福就投入到救济的事业中。作为一个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江南人士，他见过秩序瓦解的惨状。咸丰十年（1860），苏州被太平军攻陷，谢家遭到重大打击，“全家骨肉离散，死难者二十有四人”。当时谢家福年仅14岁，陷于敌营，逃出后，随母亲迁往上海。在他心里，江南这片美好安宁的土地，不该受到侵扰；家破人亡的人伦惨状，也不该频繁上演。

▲《河南奇荒铁泪图》之“白骨遍野、恶鬼夜号”。图源：网络

光绪二年整个冬天，谢家福都在为灾民奔走：登记，募捐，发钱，助产，给药，制棺……他的日记被赈务占据：“初九日……同姚凤生赴盘门灾民厂中查点灾民”，“十一日，辰起，同姚凤翁赴盘门厂散给口粮”，“十七日，辰刻，姚凤生来，邀往造灾民册”，“十八日……同至富仁坊潘氏端整灾民牌照”，“二十日，晨起，同姚凤翁至保元厂收灾民一千口”。

地方精英维护本地社会秩序，本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产生威胁的根源不在本土范围之内，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谢家福在那个冬天提出了一个办法：从整治苏北水利入手，召集灾民，挑选尚有劳动能力之人，以工代赈。

一个苏州人想要跳出江南解决流民问题，背后反映出一个严重的国家治理问题：士绅对于朝廷的赈灾行动已经相当失望了。

古代中国常常为天灾所困，荒政是治理天下的一项要务。不少人坚信，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从容调动数以百万计的粮食，拯救天下。当然，前提是国家的仓储中真的有充足的粮食。在18世纪，清廷或许有这个实力，但进入19世纪，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国家的物力消耗殆尽了。

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正为手中无钱粮发愁，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严厉弹劾山西没有按时提供军饷。目睹人间之惨状，曾国荃能做的只有祈祷上天降下雨水：“国荃抵任五旬，祷雨已四十日。靡神不举，无术苏息。”之后，还是李鸿章从海防经费中调取了十万两银子救急。

国家无力，朝廷便让各省“协济”。曾国荃拉下老脸，给两广总督刘坤一写信道：“尚祈俯鉴愚衷，悯其苦况，设法援救。垂手云天，晋民固膜拜焚香，感颂仁慈之广被。”最后到手“不过万金”。毕竟，哪里的仓储都不充足。

光绪四年（1878），曾国荃上奏折称，为赈灾而过劳猝死的山西官员接近80人。两个月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20人。这些闪耀着儒家人格光辉的官员，就像传统荒政的最后一点余晖，洒尽了光热，却还是力不从心。

▲曾国荃。图源：网络

谢家福们的出现，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

按理说，一处的地方精英无论如何也不会突然介入另一处地方社会的事务。光绪三年（1877）二月初九，谢家福在“验放灾民出厂”后，开始“押送江北灾民回藉”，送至泰兴，就地救济。因舟船搁浅，谢家福发完赈金就返回苏州了。

跟谢家福一样，常州士绅李金镛很早就开始救济灾民，并决心前往苏北赈灾。他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其中包括盛宣怀之父盛康），还有上海巨商胡雪岩的帮助，筹集了13万两善款。李金镛此行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江南人物八方集款，分道北进，越过关山阻隔，前往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救济灾民。留守江南的绅商也没闲着，他们坐镇后方，借助本地的善会善堂，担负起劝捐、收解、转运钱粮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