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内战中饱受冲击的乔治·奥威尔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他要向英国人民说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网络图片

一：殖民者的童年

“提要”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当代英语作家中最为人知的名字。70多年前，世界沉浸在二战胜利，纳粹暴政灭亡的欢乐中，他罕见地敲响警钟，警告世人，暴政依然存在，它正在变换面貌和手法，悄悄渗入人心。人们在欢呼自由，也同时欢呼着暴政的来临。他极富预见地描述了暴政会利用科技的进展，无死角，全方位地监视人的日常生活。它改变日常语言，创造新语言，让热爱暴政的基因深值人的心灵，渗透人的精神世界。在当前民主衰退，暴政黑潮在全球卷土重来的时刻，重温奥威尔的警示，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问：现在谈论奥威尔，显然不再是谈历史和文学，而是谈人类当下的处境，这让人吃惊又无奈。

答：是的，这个题目有些沉重，但意义重大。奥威尔这个人思想的成熟与他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因为他进入文学创作的过程，恰恰是他记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他自己的身影映现其中，他那些极富想象力的人物造型都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演的人物相关。所以我们必须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讲述。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人，却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墨蒂哈里。因为作为占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他的一家就生活在印度。他是英国殖民者的孩子，所以在他的传记中，作者杰佛里·迈耶斯开卷第一句话就是："乔治·奥威尔生下来就担负上了殖民之罪。"奥威尔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这种罪恶感。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个极具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丧尽天良的殖民地官员。乔治·奥威尔是他发表文学作品时使用的笔名，他的原名是埃里克·亚瑟·布莱尔，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墨蒂哈里。他父亲是一位中级殖民地官员，负责雅片的生产和收购运输，这个邪恶的生产项目给英帝国带来滚滚财源，也给世界，特别是中国，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这些苦难深深刻在小布莱尔心上，成为他日后奋不顾身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的动力。小布莱尔在一岁半时就感染了肺结核，这个病折磨了他一生，使他年仅47岁就去世了.

问：这太可惜了，他没能看到他的预言成为现实。

答：是的。我也常想，若他能再活二三十年，对冷战和冷战后的世界不知会有多少真知灼见。1904年，小布莱尔随妈妈一起回到英国。七岁那年，他上了圣塞普里安学校。他对这个学校没什么好印象，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此欢乐童年》，大吐苦水，包括他尿床被狠狠鞭打和学校中势利的风气。终于熬到毕业，他进了伊顿公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培养出不少文化名人。照说从这个学校毕业人们会自然选择上牛津或剑桥继续深造，小布莱尔却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去缅甸当警察。缅甸当时已成为英国殖民地，首都仰光最显赫的建筑就是英国总督府。布莱尔不去上大学这件事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他说："那种有钱的混蛋以优雅的姿态从伊顿滑行到剑桥，再从剑桥进入文学评论圈。"显然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背后是他的自负，他在《我为何写作》这篇文章中说："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当一名作家。"这次他选择漂洋过海，到一个陌生新奇的世界，将会给他增添写作的阅历，眼光和素材。果然，旅途中他就亲眼看到船工偷食物果腹，英国警察殴打搬行李的苦力。他在缅甸时，亲眼见过死刑行刑，为一个生命被强迫终止而痛苦不堪。他后来反省："当一个被统治民族反抗时，你必须镇压。这样做时，你被迫使用的镇压手段让所谓西方文明更为优越这样的断言不攻自破。为了统治野蛮人，你只能自己也变成野蛮人。"就这样，布莱尔在一种矛盾心态下在缅甸当了五年警察。他一方面要维持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地位，一方面又对殖民者的身份羞愧。

问：奥威尔是否明确认识到了殖民是一种错误？

答：这一点并不明确，他反对的是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不人道的行为，但也对那些违反秩序，为非作歹的刁民心生愤恨。他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大英帝国已日暮途穷，更不知道和即将替代它的那些历史短一些的帝国比起来，它还是要好得多。我只知道自己夹在两种感情中间，一是憎恨我为之服务的帝国，一是对那些尽力使我无法工作的心地阴险的小畜牲感到愤怒。"但他已经开始了对体制的怀疑。当了五年警察，他无法摆脱要当作家，要提笔写作的念头。1927年，他辞职回到英国，让家里人大为愤怒。因为缅甸的职位有一份600英镑的收入，在当时属于高收入。从这时开始，布莱尔就自找苦吃。因为他认为要当作家就必须先受穷，脱离这个"体面世界"。特别是一种赎罪感缠住了他。他写到："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罪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个人的行为。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的一种美德。"抱着这个念头，他来到巴黎。当时的巴黎可是全世界文人的聚集地，布列东率领一大群法国顶尖诗人闹起了超现实主义。英美有名的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都围在西尔维亚·碧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周围。但布莱尔似乎完全没入这个圈子。他住在拉丁区简陋的出租房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最后，身上仅有了一点钱又被人偷了，只好去饭馆刷盘子，一天工作13个小时，还时不时生病，每天咳嗽不断。他甚至产生过让警察把他抓走，关在监狱里，这样就能吃饱饭。在最底层挣扎了两年后，他回到了英国，终于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说是小说，其实全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想让家人看到他的落魄，决定选个笔名，自此，乔治·奥威尔就代替了埃里克·布莱尔。这两年的流浪让奥威尔成为一个人道社会主义者。迈耶斯说："他的社会主义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上，而是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信念为基础。"

问：这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很合拍。

答：是的，他回到英国后受一家杂志委托，去调查英国北方工业地区失业和经济状况。调查的结果就是那部报告文学式的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当时，英国的社会主义杂志拿这篇东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相比，说他们都是通过详实的资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极其恶劣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从这部作品看，奥威尔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公正行为极为痛恨。他敏锐指出，贫穷是那些邪恶之人煽动民粹与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借口。他说："除非我们能组建务实能干的社会主义政党，否则书中描述的状况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从法西斯魔掌中将英国解放出来。"但是他似乎出自直觉地对苏俄共产党的那些口号抱有警惕。他说："我们要少一些阶级意识，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样的空谈。"要知道，当时苏俄推动世界革命靠的就是这些口号。

二：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

“提要”奥威尔是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亲身参与者，在那里他两次险些丢掉性命。也正是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让他对独裁与民主，暴政与自由的区别有了深刻的体会和思考。

问：西班牙内战中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参与其中。

答：是的，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海明威。这不仅因为他个人的传奇性格，更因为他受西班牙内战启发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剧本《第五纵队》，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奥威尔是支援内战中的共和派的国际志愿者之一，因为那时他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赴西班牙作战目标简单明确，他说："这种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制止它"。但经历了内战全过程的他却发现这场内战的背景不那么简单。他不仅参加了共和派与叛乱派的战争，也经历了共和派内部的战争，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与叛乱派的战斗，他将之称为"内战中的内战"。他要不是逃得快，差点死于共和派中的极左翼共产党之手。为了理解他的遭遇，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背景。自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戴上西班牙王冠，西班牙便从哈布斯堡王朝治下转为波旁王朝的统治。经历13年西班牙王位战争，法国与以英国为首的联盟签订乌特勒支条约，确认了波旁王朝对西班牙的统治权，但条件是安茹公爵放弃法国的王位继承权，也就是说，雄才大略的路易十四一君两国的设想彻底失败。此后西班牙在波旁王朝统治下配合法国与英国为敌。但在随后的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国，使西班牙国运逆转，错失追随英国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机会。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指派其兄约瑟夫为西班牙国王，终结了波旁王朝。但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波旁王朝复辟，菲迪南七世重掌大权，随后的30年间，西班牙一团混乱。其中有波旁王朝内部的王位之争，菲迪南的弟弟卡洛斯反对把王位传给斐迪南的女儿伊莎贝拉。

问：这显然是根据萨利克继承法，波旁王朝传男不传女。

答：是的，这就是三次卡洛斯战争的由来。所以，自拿破仑失败，西班牙国内政治势力错综复杂，有受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影响的自由派，他们试图引入宪政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有波旁王朝叔叔与侄女的王位之争，又有神圣同盟力图维持封建统治，反对改朝换代的自由化主张。终于，1868年军队起义，在胡安·普里姆将军带领下进入马德里，宣布成立君主立宪的共和国。这是西班牙第一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举行了西班牙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颁布宪法，成立议会，确立虚君统治，赋予人民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第一共和国颁布的宪法是西班牙建立民主制度的里程碑。可惜到了1874年，波旁王朝再次复辟，阿方索十二世登基。但这次复辟并没有取消先前共和国确立的政治成果，1876年颁布的宪法基本继承了共和国宪法，并让党派政治合法化。当时主宰政坛的两大政党是保守党和自由党，大致代表旧土地所有者与新兴资产阶级。这个君主立宪下的两党政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期间，更多不同诉求的政治力量进入西班牙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两极化。左翼有西班牙共产党、工会联合会、西班牙社会党，右翼是由实行军事统治的德·里维拉将军组织的爱国联盟为主导。当时左派势力强大，终于在1931年大选获胜，驱逐波旁王朝的阿方索十三世，成立共和国，这就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不过第二共和国的政治版图错综复杂，为西班牙内战埋下了导火索。

问：内战的双方一为共和派，一为叛乱派，可共和派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

答：是的，所以奥威尔用"内战中的内战"来形容。为何会如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梳理。约翰·克罗在《西班牙的灵魂》一书中指出："西班牙带着各种固有价值观进入20世纪，这些旧价值观仍有极强的生命力，有极右派，崇尚与教会牵连的绝对主义政体，有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及工人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自由主义。但是有个从前不存在的新元素进入了国家政坛：激进左派。十九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想，外国激进分子带来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援助，再加上1917年俄国革命的刺激，这一切催生了一个激进左派团体。起初他们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后来左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发挥了影响。"内战中的共和派就是由这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党和共产党所组成，而这一派中最激进的共产党直接受苏俄控制。左翼各派临时联合起来，组成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组成了以狄亚斯为首的共和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合法性。此时，右翼长枪党与军队密谋发动叛乱，推翻共和政府，内战就此爆发。西班牙内战激起全欧洲左翼的热情，特别是右翼军方领袖佛朗哥得到了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而当时迷惑了欧洲知识分子的苏俄以反法西斯之名支持左翼共和政府。奥威尔就在这个背景下，为了对抗法西斯而奔赴西班牙前线。

问：可他差点被共和派杀掉。

答：是的，要杀他的人是共和派中受苏俄操纵的共产党。这事说起来有点冤枉，奥威尔要去西班牙，首先找的是英国共产党，但因为奥威尔批评过共产党的极左方针，所以共产党认为他不可靠而拒绝了他，于是他就找到英国独立工人党，而独立工人党让他去西班牙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接头，可这个党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异见者和托洛斯基主义者的结合体"斯大林派称它为托派，这是斯大林最痛恨的一派。所以奥威尔说："我加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纯属巧合"由于奥威尔在缅甸当过警察，会用枪，所以他成了训练民兵的教官。后来奥威尔想参加真正投入战斗的国际纵队，却被怀疑是内奸，这份报告现在还收藏在莫斯科中央档案馆。当他发现斯大林派在共和军内部残酷杀害同一战壕的其他党派战士，他意识到共产党杀自己人比杀敌人还凶。斯大林早已下命令，要消灭所谓托洛斯基派的马统工党。知情人指出："斯大林把政治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挥员一起派往西班牙，他们在共和军中建立了自己的恐怖统治。"由于奥威尔和马统工党的联系，他和妻子爱琳受到秘密人员的跟踪，奥威尔的日记也在旅馆中被人抄走，他从前线回来时，发现秘密人员正在到处寻找和马统工党有联系的人，一旦捕获，立即格杀。奥威尔写道："我看到过被害人的尸体，我不是说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害死的。"奥威尔的指挥官科普已被逮捕关押，受到严刑拷打，奥威尔和妻子爱琳东躲西藏，在法国领馆的帮助下偷偷乘火车到了法国。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们一开始是民主保卫者，后来却溜过边境，警察正前后脚的追捕我们"现藏莫斯科中央档案馆的文件中有秘密警察的报告，说："现在最受尊敬的人是埃里克·布莱尔，此人是小说家，写过几本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书，但他政治理解力很低。"这就是当时苏俄秘密警察给奥威尔的评价。历史学者霍普金斯总结说："通过把他贴上托派分子的标签，西班牙共产党实际上发出了他的死刑令，如果他留在西班牙，短期内，马统工党的每个追随者要么丧命，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像受伤的奥威尔，亡命天涯。"这些经历都成为奥威尔日后创作的素材。

三：西班牙内战的另一面暴政与暴政的厮杀

“提要”在奥威尔看来，西班牙内战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层面，共和派内部进行着"内战中的内战"，苏俄支持的共产党对所谓马统工党进行严厉斗争，残酷打击，也对一切不符合莫斯科心意的政治派别斩尽杀绝，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同时，他也注意到苏俄支持的共产势力和轴心国支持的佛朗哥叛乱势力实际上不过是两种暴政的厮杀。苏俄目标明确，就是要把西班牙纳入苏俄势力范围。轴心国却希望借助佛朗哥的势力取得对英美民主国家的优势。

问：看来西班牙内战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

答：是的，内战开始自1936年，那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从宣扬世界革命改而强调集体安全。因为它看到德国和日本都对苏联构成直接威胁。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受它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停止推翻政府的革命，转而组成各阶层合作的人民阵线，并促使政府重整军备以对抗法西斯。尽管从政权性质上看，苏俄政权和纳粹政权本质上并无区别。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影响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内部的斗争。1936年8月苏俄举行莫斯科审判，宣判托洛斯基死刑，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血腥大清洗全面展开。在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幌子下，斯大林把苏俄秘密警察派到了西班牙。他的目的是通过左翼中的共产党来控制西班牙共和政府。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局面，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乱派和受到苏俄支持的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间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两个暴政之间的搏斗。共和派中的共产党受苏俄指挥，要控制共和派内部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并彻底消灭他们认定的托洛斯基派。所以，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人主编的权威性的俄罗斯史指出："虽然苏联对西班牙的干涉行动并不明确且富有争议，但研究证明苏联击败佛朗哥的努力是真实的，同时包括秘密警察在内的共产主义者扩大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控制以及处置对手的方式也是非同寻常的。"

问：所以奥威尔在西班牙险遭杀害。

答：是的，只因为他误打误撞加入了马统工党，而这个党被苏俄看作是托洛斯基派。不过有一个事实常常被忽略，那就是1936年选举获胜的左翼组建的第二共和国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政府，共和派激进的领袖拉尔格·卡瓦罗列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不是共产党。他本人誓言为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奋斗，他的思想路线更接近第二国际，也就是被列宁的第三国际痛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人。但随后斯大林看到了机会，他立即指示共产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合作排挤掉卡瓦罗列，让共产党中意的人内格林取而代之。这位内格林轻信苏联人的诺言，把西班牙全国黄金储备送往苏联代管，结果这近600吨黄金再未归还。苏联人说花在购买苏制武器上了，但那是一笔花帐，从来没有正式发票细目。据当时经手人说，斯大林曾说"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这批黄金了，就像人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俄国人的贪婪，背信弃义是藏在骨头里的基因。可当时英美政府却袖手旁观。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和公众孤立主义压力下，对西班牙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一举动受到纳粹政府高度赞扬。可纳粹政府却支持叛乱的佛朗哥部队，出动飞机轰炸格尔尼卡，将这所城镇炸成废墟。

问：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为记录这件事情而创作。

答：对，也幸亏有这幅画，否则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事实早被人遗忘了。所以从表面上看，当时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苏联，但这个援助绝不是为了西班牙人的自由，而是为了让自己掌控的力量决定西班牙的未来。约翰·克罗在《西班牙的灵魂》一书中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的援助有特定的目的，一旦他们在西班牙共和国境内站稳了脚跟，就永不放手。而且还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收越紧，只要情况发展合乎他们的期望，苏联的装备就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但如果西班牙人变得太独立，这些供应就会减少为涓涓细流。苏联的装备常被用来威吓那些不愿按苏联意志行事的人。"这样一种暴政对暴政的格局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批西班牙精英逃离西班牙，这是一场精神大浩劫。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洛尔加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被暴徒杀害，老诗人马查多死于逃亡的列车上，被人称为西班牙灵魂的哲学家乌纳穆诺拒绝离开。1936年10月12日，在西班牙著名的萨拉曼卡大学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前来参加活动的人有独裁者佛朗哥的妻子和长枪党官员，叛乱党的将军米兰·阿斯特顿发言攻击共和政府，台下党徒就大喊"死亡万岁"。老哲人乌纳穆诺当时是萨拉曼卡大学校长，他挺身而出，痛斥高呼死亡万岁的长枪党党徒是"毫无意义的恋尸癖"，并批评阿斯特顿将军对巴斯克人的攻击。这位将军气急败坏，高喊"知识分子滚下台""死亡万岁"，老哲人平静的回答："这里是智慧的神殿，我是它的祭司，是你亵渎了圣地，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足够的蛮力，但你无法让人信服，因为要取信于人必须要先行说服，而你缺乏说服所必须的东西，斗争中的理性和正义。我认为劝你为西班牙考虑是徒劳的。"之后老哲人被软禁在家，一直到死。

问：这才真正配得上西班牙灵魂这一称谓。

答：是的，我们看看奥威尔对西班牙内战的感受，他是从左翼角度来观察，因为他亲身参与了共和军的战斗。一颗子弹穿透他的咽喉，差点要了他的命。奥威尔敏锐地观察到苏联人支持共产党，却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的西班牙，相反，他指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唯俄国马首是瞻，可以肯定，西班牙共产党加上受他们操控的右翼社会党人，加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都站在反革命的一方施加重大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奥威尔亲眼看到了"白色恐怖正在实施，对政党的无情镇压，万马齐喑的出版审查，无休止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的未经庭审的监禁。当我们6月底离开巴塞罗那时，各座监狱正在扩建，只是现在关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奥威尔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苏俄共产制度从来没有一个一贯的价值标准，这个政权活动的目的就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由此实现共产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在某种情况下，夺取政权的需要使它打出革命的旗号，而一旦政权到手，或又有了新的利益需要，它完全可以站到对抗自由的反革命一边。这个事实在当时很少有人觉察，奥威尔也还没有更详细的剖析。但他已经明确指出："在这个政权里，每一个反对党和每一份反对派报纸都遭到镇压，每一个有分量的异议者都被关进监狱。当然，这么一个政权就是法西斯政权，它和佛朗哥所要建立的法西斯政权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好一些，值得为其而战。但它仍然是法西斯政权，只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和自由派的政党在操纵，它的名字不叫法西斯。"

问：这个分析可是一针见血。

答：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内战深层中隐藏着的暴政与暴政之战，何者获胜，获胜后的历史后果如何，是一个需要更深入讨论的问题。

四：坚持说真话写作的道德责任

“提要”在西班牙内战中饱受冲击的乔治·奥威尔迫不及待地提起了笔，他要向英国人民说出西班牙内战的真相。一切革命浪漫主义的描述，战斗者的英勇行为都不足以呈现这场内战的真相。但是，当时的英国人对西班牙内战的印象都被这些报导左右，可战争的实际面目却被遮蔽了。奥威尔在战壕里开始了他的真相写作。

问：奥威尔并不是为了写作而去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吧？

答：不，他是抱着抵抗法西斯势力，捍卫民主共和的诉求去的西班牙。但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他在西班牙的经历如此丰富，提供了极好的题材，但他动笔的直接原因是他深信作者的天职是说真话。听任不实信息流传是不道德的。所以，1937年2月，他在西班牙前线的战壕里就开始如实记录内战的情况，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把在战场写成的片段寄回巴塞罗纳，由妻子爱林打字整理。但这些文字材料被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从旅馆搜走了。不过凭记忆，他完成了此书。杰弗里·迈耶斯称："他是以一种怒火中烧的心情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他反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谎言，决心揭露在西班牙所发生事情的真相。"奥威尔自己解释他怒火中烧的原因："我刚好知道清白的人们受到了不实的指控，而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不曾为之愤怒，可能永远也不会写那本书。"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奥威尔这个人的性格品质，他是一位对人的苦难充满同情心的人，而且为人正直，容不得谎言，这促使他把说真话看作写作的道德标准。

问:这个标准是他对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基本要求.

答：是的。奥威尔曾有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作》，明白阐述了他的文学观，创作观，很值得我们了解。他称是在西班牙的那段经历，让他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他说："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所谓中性写作，在他看来，不存在什么纯文学，你提笔写作就是在表达某种立场。他甚至认为："你的政治倾向越明确，你就更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并且不牺牲自己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和完整性"明白了他的这个态度，就能更好地理解他那些批判专制暴政的作品，那些作品不仅对专制暴政的批评刀刀见血，同时又不失文字上的优美，艺术上的完善，这是他毕生的追求。他说："我一直努力想把政治写作变为一种艺术"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但我认为他完满地做到了。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奥威尔的健康急剧恶化，他不得不遵医嘱，去一个干燥温暖的地方疗养，他去了摩洛哥，同时完成了小说《上来透口气》。

问：这部著作的名字就挺有意思。

答：是的，我个人感觉这是他经历了西班牙的腥风血雨后，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所以这部书描写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里面有许多充满情感的对英格兰田园风光的描绘。他爱祖国的山山水水，黎民百姓的情感在此表露无遗，主人公的许多感觉其实就是奥威尔自己童年的回忆，比如他写到："我所记得最早的一样东西是红豆草的味道，你走上那道从厨房通往店面的台阶，一路走上去，红豆草的味道越来越浓。"这种味道的记忆我们都有体会，比如北京早春槐花的清香，雨后升腾起的那种黄土的味道，虽然是几十年前的味道，但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在北京的街上再也没有这种味道了，你知道你的北京已经永远消失了。书中有一段描述，透露出奥威尔那时已经思考暴政统治的来临。那是他在参加一场左翼联盟的演讲会时，听到了演讲者不停地重复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他突然想到，战争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后的世界，那个我们就要沉沦陷入的世界，充满仇恨和口号的世界，到处是迷彩服、铁丝网、橡胶警棍、电灯日夜长明的秘密监狱，在你睡觉时也监视着你的密探，还有游行和印着巨大脸庞的海报，上百万人为领袖震耳欲聋的欢呼。"这段描写成为后来的小说《1984》中的场景，只是更具体，更细致，更可怕。

问：可跟着真正的战争就来了。

答：是的，当纳粹德国的轰炸机飞到伦敦上空投下炸弹时，奥威尔立即参加了英国地方卫队，同时给报刊写了一系列的评论、随笔，表达他对世界政治格局，英国未来走向等诸多问题的看法。发表于1941年的评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批评英国国内极左翼的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混为一谈的宣传，奥威尔冷静，客观，理性地指出，所有在民主制度下批判民主的人恰恰是在享受民主。他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所掩盖的不平等，如工人劳动时间过长，收入不高，文化传播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各类知识精英，议会选举中有钱人可以有各种手段影响选举结果，人们的自由权力，如言论和集会自由，不能有效改变政治格局，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这种民主和法西斯政治差别不大。那些暴政国家的人会理直气壮的宣称，他们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是克服了资产阶级民主各种弊端的高级民主。如果你批评暴政之下的种种邪恶，他们会说你也差不多呀。奥威尔指出，程度的不同可以决定本质的不同。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但不会有纳粹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民主国家中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查禁某些期刊报纸，但绝不会有党管舆论，媒体姓党这种事，当人们受到迫害时，一定会逃往英美国家寻求庇护而不会去投靠苏俄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奥威尔说："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不是假把式。在民主国家，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最后奥威尔断言："如果让我在张伯伦治下的英国和希特勒想要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张伯伦治下的英国。"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的多。"奥威尔最后提出的警告是："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做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认错它的本质。"

问：这个警告放到现在也正合时宜。

答：对，我们确实看到这十年来，民主制度面临暴政国家的挑战，这更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和对民主价值的坚信。在战争年代，奥威尔有一段时间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竭尽全力发声，捍卫欧洲的基本价值。后来，他又前往欧洲大陆，作为记者报道法西斯的溃败，同时也结识了加缪、海明威等人，在欧洲的实地考察让他震惊法西斯意识形态造成的实际上的破坏，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苏联加入同盟国，成为共同战胜纳粹的战友时，奥威尔却写了《动物农场》一书，给苏俄共产制度画了一副肖相，看起来是虚构，实际上是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