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做，当然能够短期内让这个国家显现得好像比较有钱，但这长此下去就会出问题了。因为这个制度没办法保证很有效地激励个人努力生产。换句话说，就是在财产权的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

当财产权这个东西不安稳或者得不到保障，于是你就不可能那么认真、努力地想要做各种各样的创新，就不可能那么努力、认真地想要做各种各样的有益于经济生产的活动了。

相比之下，荷兰这个低地国家，没有什么天然资源的这么一片小的国家，跟后来的英国就完全不一样，它们不一样在哪呢？比如说我们就拿英国来讲好了，英国的《大宪章》的出现，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国王，想要去打仗，于是就要抽税，但要交税的或者要向他效劳的那些贵族们不干了，不堪重负，于是造反。造反逼着这个国王要跟他们谈判，谈判之后就定下了一连串的契约，这个契约，慢慢地整个精神跟习惯就在英国保留下来。

因此在英国就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会制度，这个议会制度是能够保证在国王要收取税收的时候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甚至是由他们来制订，因此国王或者政府没有这种擅自随便捞钱的权力跟能力。

▲英国议会对王权的限制能力，比欧洲各国都更强大，更能限制王权的滥用

道格拉斯·诺斯后期提过这么一对概念，叫做“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所谓的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就是指的是这个政府或者这个社会，能够进入这个社会、这个市场、这个国家里面展开经济活动，能够展开经济活动的这个机会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机会是只准许少部分人进入，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就是它跟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不一样的地方。

法国跟西班牙这种国家的问题，如果按照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的讲法来讲，他们当时营造的那个社会秩序是一个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

这种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里面，会出现一个情况，政府把国家主要的经济机会跟利益交给少数的权贵精英阶层。而这些权贵精英阶层他们得到这些机会之后，他们所要交付出来给政府的就是一些利益，比如说税金、特许金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然后政府又从这些社会精英阶层里面得到支持，使得这个秩序能够稳定地发展下去。

但是根据各种实证研究，我们都知道，这种一时稳定的秩序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绝大部分那些不在这个精英阶层之内的人，他们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政府对他们承诺出来的种种我会保护你们的权利、我会保护你们的利益……种种的承诺，老百姓都不会相信。久而久之，迟早要出乱子、要出问题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形容刚才说的西班牙，尤其是法国的情况。

【图略】▲制度经济学巨擘道格拉斯·诺斯（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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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改呢？

那么为什么法国跟西班牙当时走上了错路，他们原来走的那个制度好像可以满足他们一时的需要，但是后来也应该知道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比如说刚在我们开始讲的西班牙的那种“羊主团”那种事。

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迟早要出问题。老百姓不乱、不造反、不叛变，他们也会懈怠经济活动。那为什么这个政府不改变呢？因此，我们又会面对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有些制度它走错了，它可能甚至自己都知道，但它回不了头呢？

这就牵扯到后期的时候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路径依赖的陷阱”。

所谓的“路径依赖的陷阱”，并不是他首创，原来是来自于Paul Davies跟后来的布莱恩·阿瑟，他们两个人分别提出来这个“路径依赖”，是要解决一个历史上常常出现的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个现象主要是跟技术发展有关。

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世界上有这种奇怪的事，有一些技术发展，那个技术可能有很多问题，比起跟它同时间出现的其他的同类型技术而言，它既没有效率，又不是特别创新，又不是特别好，可它偏偏能够留存下来。

“路径依赖”在技术上面指的就是，有时候人类的发展，很多技术的抉择不是因为这个技术比较好，我们用它，而是因为有一些技术一用它之后就改不了了。

▲路径依赖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两匹马的宽度，决定了现代铁轨的宽度

道格拉斯·诺斯就把这样的观念发展到制度上。在制度选取上面，我们也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经济在发展的时候，一开始有些制度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错啊，我们现在发展得挺好，我们经济很发达，国家的目的也都达到了。

但是明知道它是有问题的，就是不愿意去改，有点像吸毒一样，明明知道需要有改革的部分，但是不能动，到了后来，已经走上去之后，就会发生一个锁定的效应，你锁住了，你只能延续着一个错误的路继续走下去，再也回不了头，这个就叫“路径依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