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敬是光荣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人是不该恋恋不舍地回味过去，而需要面对明天，争取为新社会服务，专凭卖老字号，而不充实自己，不久一定会垮台。字号越老，才越需要改造。老的东西不是更容易腐坏吗？

在这里，我愿意跟在座的老作家们一起下决心，给年轻人起做个好榜样，认真学习，热诚地学习，教我们返老还童。不要老气横秋地甘心断绝了自己的文艺新生命！我不再多说，我愿在学习中和学习后再说出我的一切毛病和心得。】

此文发表在1951年第5卷第5期的《文艺报》上。一位在旧时代就著名的老作家，以这种温和而诚恳的口吻谈自己的认识，歌颂改造自己的学习，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沈从文很想学习，以不断绝文艺新生命，结果呢，到故宫当讲解员去了。巴金很想学习，写了小说《团圆》，歌颂“最可爱的人”，反而挨批。曹禺一直在努力学习，结果呢，再也没写出好东西。大家都想学习，问题是，学的是什么？

二十多年后，《武训传》批判被羞羞答答地否定了，文艺整风、思想改造成了“洗脑”的同义词。听话的老舍，与老舍的听话，意义何在？

四

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吴祖光被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构陷成右派。在批吴祖光的大会上，为了说明吴祖光内心的肮脏，老舍举了两个例子——

吴祖光年轻的时候常到广和楼听戏，戏园外有个臭尿池，池旁边有个豆腐脑摊。吴祖光欣赏这里的豆腐脑，欣赏一旁的臭气逼人的尿池，欣赏一旁站着挨打受气的科班学生。他不管尿池怎样的臭，也不管挨打挨骂的小学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老舍：《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载《剧本》1957年第9期。）

吴祖光也留恋旧日剧场的后台——那里有挎着枪的国民党特务，特务对演员讲最淫秽的笑话，演员的脸都吓白了，但仍得装出笑脸听他们的不堪入耳的笑话。而吴祖光却——

喜爱这样的后台，欣赏那些挂着枪的特务，欣赏那些淫秽的笑话。他认为这样的后台好极了，温暖极了，很有戏剧性，是他创作的源泉。至于演员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戏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同上。）

老舍的批判也带着他的个人风格，不像曹禺。刚入党的曹禺，一连推出两篇檄文。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一文中，曹禺把吴祖光比成强盗的同伙和坐探：“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说起黑话来，而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在《质问吴祖光》一文中，曹禺发现吴祖光摸出的是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反对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第二把是今不如昔（吴祖光说过“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1943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上看，比当时还坏”。）第三把是知识分子的口是心非（吴祖光在一次发言中谈到：“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曹禺这样回答吴祖光：“我曾经写了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

五

文革后，曹禺谈到吴祖光：“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里，才从自己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

吴祖光和曹禺的学生刘厚生，对曹禺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分析：“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他就犹豫了。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如果老舍活着的话，他肯定会像曹禺一样向吴祖光表示忏悔。他知道，他所说的“广和楼”，出自于吴祖光1956年2月写的一篇文章——《三百年来旧查楼——广和剧场的故事》。在这篇散文中，吴祖光追述了广和楼的历史，讲到了梅兰芳对广和楼的深厚感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那里看戏时的种种趣事。他确实提到了那里的豆腐脑和尿池：“院子里一直通到东面剧场的地方摆满了小吃摊子，有馄饨，卤煮小肠儿、豆腐脑、爆肚儿、烧饼、奶酪……紧挨着这些卖吃的旁边就是一个长可丈余，广及三尺的尿池。可是吃东西的人还是接连不断的。这里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还能回味广和楼的卤煮小肠儿和豆腐脑儿等等的滋味之美”。他也提到了那里的科班学生：“北房三间上面附带三间小楼的是广和楼的账房，出科的学生每天演完了戏就到那里去拿已经为他数好的‘戏份儿’。富连成的班主叶春善经常正襟危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我们看戏的经过时赶上开门常能看见他”。是什么力量使性情真淳的老舍从这些文字里发掘出“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赏的是他自己”的内涵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吴祖光在文中的感慨：“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日新月异的变化啊！从一个广和楼剧场也能看见我们的新中国：把旧的、腐朽的摧毁，把新的、美好的建设起来！”为什么做人做事一贯认真的老舍，竟毫不顾及作者这些发自肺腑的感情呢？

至于老舍提到的后台，在吴祖光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1943年他写过一篇《后台朋友》的散文，两年后，他把此文收到集子中，并以它作为散文集的名字。在此文的结尾，吴祖光写了这样一段话：“我爱后台，我爱戏剧。我是那么深，那么深地爱着的。然而有谁不爱呢？除了那些顽固派的伪君子之外，有谁不爱呢？”他之所以对后台有如此深情，不但是因为在后台工作的“那么多的无名英雄”让他感动，更主要的是后台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安慰：“尤其在抗日时期那样悠长的岁月里，我们在飘泊流浪中生活，生活里总免不了有些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在发愁的时候，后台给我快乐；在痛苦的时候，后台给我温暖；在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后台给我启发；在灰心丧气的时候，后台给我鼓舞……”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前几天（1957年5月12日），《剧本》杂志的记者采访吴祖光，吴祖光批评了戏剧界“难得听到真话”，“比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他又向记者讲到了解放前的后台，并且与解放后的后台做了一番对比：“我们具有传统的亲切、温暖，就像家庭一般的剧院和后台已经变成了衙门；别的不谈，第一道关就是‘门禁森严’，‘闲人免进’。像我这样的闲人因此缘故，已经几年没有像从前那样到后台去取得温暖了”。

此文发表在1957年的《剧本》上，老舍以“后台”做文章，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启发。吴祖光在文中没有提到那些在后台横行的特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强调的是后台美好的一面。深谙文理的老舍何以会失去常识？这种穿凿附会为什么会发生在宅心仁厚的大作家身上？老舍当初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主媒人，他是否想用这种拙劣的口诛笔伐来摆脱干系？换言之，老舍是否也像曹禺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而对朋友落井下石？

六

苏叔阳写过一个纪念老舍的戏《太平湖》，在排练的时候，“一位文革时还没念小学的年轻演员突然哭起来，说他简直不明白这么热爱新中国，热情歌颂新生活的老舍为什么会遭到那样的命运。”苏叔阳沉痛地告诉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提问应当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提问和思索。”

为什么信仰危机，道德凋零？

为什么“反自由化”无疾而终？

为什么加害者与受害者常常同为一人？

为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新时期的座右铭？

……

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还会“听话”？还会“出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