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

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4、刘兰兰（音）

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

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著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些著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5、孔丹

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

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

一直到眼下，终于由她和陈小鲁这样的"老红卫兵"出面来道歉清偿。虽云亡羊补牢，也难免积重难返。

对于宋彬彬的遭际来说，孔丹之上书，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晓的"饭局骂仗"，是非只能扪心自问。

参考资料：

《对'八五事件'的记忆与反思》，师大女附中刘进等校友编，2014年1月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友琴，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鹤都编，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