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小黑屋里，明明知道出口在哪，但是怎么都出不去。有种绝望的感觉。”

8岁的男孩坐在精神科医生对面，描述自己的感受，在门诊里，很少有孩子能这么清晰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情况。

几个月之前，他和妈妈都察觉出了一些问题。他无法完成作业，妈妈越催促，他越烦躁，咬自己的胳膊，全是牙印。每到快睡觉的时候，他都跟妈妈抱怨，睡不着，“觉得恐惧”、“烦”。

各种辅助检查后，男孩被确诊为抑郁。妈妈问医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这样能准确描述自己情况的孩子并不多”，医生说，在临床上，大部分孩子只能向家长和医生描述身体的痛，冒冷汗、发抖、拉肚子、头痛。一些孩子在来到精神科门诊之前，可能已经在消化科、神经内科转了一圈。

即便常被误诊，因为抑郁症辗转来到精神科门诊的孩子还是越来越多了。精神科医生们发现，过去在门诊就医的孩子们更多是孤独症、抽动症这类发育障碍疾病。近年来，抑郁焦虑的儿童青少年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前移。

2019年刊发的一项关于中国中小学生抑郁的荟萃研究显示，2005年-2016年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时点患病率（观察时间一般不超过1个月的患病率）为4%到41%，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汇总患病率为19.85%。在中国的临床案例里，医生甚至发现了3岁、4岁的抑郁儿童。

这种前移，有部分原因来自诊断标准的变化——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抑郁诊断的年龄标准不断降低。

一项2021年发布的调查显示，在来自北京、湖南、江苏、辽宁和四川城市和农村校园中的7.3万多名6-16岁的中小学学生中，1.4万多人被确定为精神疾病高危个体。这些参与者中，一种或多种精神障碍的总体患病率为17.5%。注意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的患病率为10.2%，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7%，抑郁症患病率为3.0%。

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观察：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在女孩中较高，而行为障碍的患病率在男孩中较高。这与医生们在临床的观察相符合。

除了反复查不出原因的躯体化症状外，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医院的直接原因是，孩子已经无法正常上学了。

但在这之前，这些孩子已经与痛苦周旋了很久。他们被裹挟在人际交往、学习焦虑、家庭照料、童年创伤事件中，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做成长过程的注脚。

他们是在替家庭生病吗？

从孩子走进门诊开始，医生的观察已经开始，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门诊时间中跟孩子建立连接。黎景（化名）副主任医师告诉《知识分子》，他在儿童精神科从业十余年，“无论孩子说什么，只要能说就好，只要开始互动，基本能观察到孩子的问题特征集中在哪里。”

“你爸爸妈妈平常唠叨你吗？”

“谁照顾你比较多？”

“他们吵架吗？”

多项研究对于父母因素（如父母冲突、过度介入、父母关爱程度低）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提供了充分证据基础。根据依恋理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质量高时，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小；更好的亲子关系可能导致更高的社会支持感知和自尊。

在诊室里的十几分钟里，每个家庭中成员的关系被高度浓缩短暂释放。一个父亲陪着女儿来看病，她主要表现是强迫症，还伴随抑郁的症状，问诊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问医生，“是不是平时她妈妈管她太过严格？”

另一个表现为典型抑郁的男孩，母亲提到，当他拒绝学习的时候，父亲没有听任何解释，暴揍了他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