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到周五进语言学校，周末打工，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之后，李杨通过语言考试，已经可以听懂专业课了，他来到西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报到。

三

等到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李杨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上学，也不知道该怎么上课了。在国内养成的学习习惯让他在这里无所适从。

西柏林大学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要出一本几百页的书，全校所有的课程都印在里面，包括每一天有什么课，在哪里上，授课老师的背景等等。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也是西方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奠基者，德国的大学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学生需要直接修完双学位，或是一门主科，两门副科。李杨原来以为自己会有一个班，一间固定的教室，一些固定的同学，而这些在这里都不存在。面对几百页的课程表，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业。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你却不会选了。我就像一个捆绑的人被放在小坛子里，过了几年以后，坛子打碎，我被放出来，别人说你可以走了，我却不会走路，身体还维持着那个坛子的形状。”李杨甚至开始怀念从前那种有“组织”的生活。他到中国大使馆去，希望得到一些指点，但并没有得到帮助。当时的自费留学生与公费生有身份上的很大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大使馆更像一个冷冰冰的衙门。

哪门课比较紧俏，需要提前一学期报名，否则在有四五十个座位的教室里，就只能坐在楼梯上听课；而选某门课还需要先读完另一门课，这些他都不知道。

不会选课，他同样不会上课。他已经习惯了国内填鸭式的教育，习惯了背诵老师指定让背的教科书，就像老师习惯了背教案一样，大家的努力基本上都是为应付考试。“我们的上课习惯是听老师讲，我们记笔记，考试的时候把老师讲的复制到答卷上就可以了。老师说你拷贝得好，就给你一个满分，所以我们培养的不是创造型人才，而是重复型人才，背诵型人才，服从型人才。”李杨说。而在这里，老师在课堂上不会告诉你一加一一定等于二，他告诉你的是方法，而不是结果。对于这些，李杨完全不能适应。头一天上课，老师拿了一张纸，让学生们读上面开列的二十几本书，几星期之后要出个论文。他感觉那二十多本德文书自己根本读不了，论文也不会写。

加之这里的大学校园很大，课堂之间往往需要坐公交车或地铁往来，如果安排不好时间和路线，有的课就根本来不及赶到教室。所以第一学期的好几门课，他只上到一半，就不得不放弃。

找别人聊，他才慢慢知道，教授给你那二十几本书，不是让你通读，只是对应他说的观点，你在这些书里找相应的东西去读。教授出了一加一这个题目，并不告诉你等于二，你要推论出等于三也可以。

克服了第一学期的水土不服，从第二学期开始，他才知道该选哪门课，不该选哪门课，如何安排时间上课，如何抽出时间打工。

“听老师的课程，你可以反驳他。绝对没有教授因为你反驳了他的论点而不高兴，他告诉你方法，你能推出结论，就是一百分。”李杨对这里的上课方式很觉新奇。很少有老师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他们培养的是你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学会看世界的方法，“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拿一个茶杯，从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有一个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看这个茶杯根本没有把，所以说，这个角度看这个茶杯也是对的，那个角度看也是对的，但是两个结论不同。慢慢地，我悟到我看到的事情是多面性的东西。他们教的东西，让我怀疑自己学到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的。”

留学生活给李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完全被打蒙了，所以不仅仅是不会上课，甚至都不会生活了。”

逐渐熟悉了这里的教育方法之后，李杨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从前的绳索被打开，他更加体会到所谓自由，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可以自由选择上这个学校，也可以选择上另一所学校，他可以选择这个工作，也可以选择那个工作。他就开始选一些自己喜欢而不一定是必修的课程。因为西柏林自由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以学术性为主，他就抽时间去西柏林电影学院旁听一些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此时，李杨已经可以接拍一些德国电视剧，跑点儿龙套，他饰演的角色多是死于非命的黑帮分子，或会几手功夫的中国厨子。1989年，他在一部电视剧中演一个泰国毒品贩子，最后被东德警察擒获。因为有中国护照，所以他可以往来于东、西德之间拍戏。就在拍戏期间，他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参与了游行示威，也经历了这个国家的变革。

四

三年后，李杨对自己的留学生活产生动摇。当时他已与女友分手，失恋后的他感觉自己待在这里已经没有意义，离家几年从没有机会回国探亲，而在这里，想学的东西没有学到，报考柏林电影学院没考上，什么都不顺。再想到自己上广播学院的时候还拿着国家的干部补贴，毕业后也会有很好的前景，有工作经验，还会有北京户口，就更加失落。

在一次郁闷的喝酒中，他出了一次比较大的事故，酒后摔成脑震荡，几乎是七窍出血。他在德国医院被抢救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耳朵、鼻子、嘴里全流出血，几乎是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这次事故让他看透了很多事情，也深切了解到德国的医疗制度。“住院期间，一日四餐都是免费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房间里有电视，独立的卫生间，护士陪你散步……当时在国内，是需要多高级别的国家干部才可以享受的。”出于这种对生老病死的安全感，他决定继续留在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