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1999.11.01致许良英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八月初王丹来，我陪他一周，他走后，我们则忙着修理新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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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和我在八月份商议在您明年八十岁时给您出版一本文集的想法，他已经给你打电话时和您讲了。他说，您说我这里有一份您的稿子，我查了那几年的信，我这里有您近年来的文章，但是没有整稿。我不知道，您能否自己整理出一份稿子带给我。……整个出版费用，我们初步设想，几个您的学生愿意的分担。当然如果能找到出版社或基金会承担更好。这些您就不要管了，由我们俩来管。当然如果国内哪家出版社可以卖书号出也好。
许良英1999.11.11致仲维光
王丹和刘宾雁前不久都在你们家住过，他们给你的印象如何?
关于出文集的事，王丹回美国后电话中提到过。……至于出版问题，只能由你和王丹出面联系，也不妨找方励之商量一下。
仲维光1999.11.27致许良英
关于魏京生和王丹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确实是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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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丹和魏京生的比较，我倒是认为，魏京生毛病很多，但是，他有过人的地方。王丹的精神过于俗。王丹能否扮演好得奖者的角色，也是令我怀疑的。
关于八月王丹来我这里的印象，我和学文的整个感觉还是可以，认为他还是比较平和。没有狂妄到完全失重。但是，诗人多多对我说，“他狂得也够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对他说，小伙子前程远大，他说，我有什么前途，二十岁就全世界出名，还有什么前途。”我想起来，是有这么一次调侃。……
王丹对我说，他有两个指导员，一个是王军涛，一个是XXX。这两个指导员，看来都很说明问题。在思想上和精神上，这两个人应该说都是很平庸的。一个人说出这样的人是他指的导员，其实是丢人的事情。……他推崇到几乎崇拜王小波的地步。而王小波精神和文学素养的粗制滥造则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典型。就此来说，我对王丹担忧的是，他现在名誉和位子和他的气质才能不相符，如果他稍微失重就会出现很可笑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再插一句。朋友告诉我XXX不久前到哈佛大学访问，吹捧王丹，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但是就我对XXX思想深度的了解，我想是会有此事的。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事情坏就坏在这种吹吹捧捧。当然这就是半瓶子醋的特点。……我觉得半瓶子醋哪个时代都有，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半瓶子醋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太矮小了的原因。世无英雄遂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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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王丹，我想他在这群人中还是能感到如鱼得水的。记得在纪念北大成立的纪念座谈会上，他说，他的理想是做北大校长，不过他听说王军涛也想当北大校长，那么就先让王军涛做，他可以接任王军涛。这话公开讲出来发表在杂志上，实在也有点出格。
王丹说想办一个杂志，像当年雷震办《自由中国》那样办一份知识分子针评时政的杂志。我想这才是一个正事。他应该有一点事业心，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如果他真的请我来给他办几年，坦率说，我不仅能给他办出一份面目一新的杂志，而且几年之内可以为他带出一批新的作者队伍，可以为他积累下以后创业的资金。待他毕业后，交给他自己来办。但是，我不会主动对他提起，因为，这需要他的眼力，也需要我的牺牲，而我现在是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办杂志，而不安心读书写作，因为，我已经深感有生之年去日的可贵。况且，这种合作绝对需要精神的超俗。我周围很有几个朋友，就现在的情况来说，王丹的精神很难完全和这样的朋友合拍。他真的是很适合与王军涛和胡平这些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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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我想王丹大约是不会能彻底变化自己的了。说到这里，我倒是理解他对多多的回答了。他对前途的理解太尘世化了，以为前途就是尘世的名声。他不理解前途的精神内容，在精神领域中不竭的探索所带来的心旷神怡，那种远大的享受。所以不知也就不为怪。他确实还是很实际的。
许良英2000.01.24致仲维光
昨天王丹父母来，他们将于过年前赴美探亲。我把你信中对王丹的印象和意见都告诉了他们，希望王丹摆脱俗气，不要把庸人当作“指导员”，境界要高些，要谈举上，应以鲁迅、甘地、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为榜样。王丹说获硕士学位后，想改学法律或新闻。我觉得他缺乏严密逻辑思维训练和爱和稀泥的性格不宜搞法律，搞新闻倒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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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子已编出目录，共六卷，65篇文章，约51万字。已给王丹写了信，他会转给你。
仲维光2002.10.09致许良英
我随信附给您曹长青写的有关北京之春台湾不再支持，面临倒闭，现在由于王丹能够拿到美国国会的资助，所以改由王丹做社长。
许良英2000.10.25致仲维光
我的情况依旧，只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三年前你和王丹倡议的要我的文集，已经在年初出来了。这次工作是由几位在杭州的年青亲戚帮助完成，通过王丹联系出版的，交明镜出版社出。你如果未见到此书，可向王丹要。
仲维光2002.11.18致许良英
十一月二号收到您十月二十五号的来信。今年转眼就要过去，很惭愧至今没有写出一篇预期要写的东西。这也是迟迟没有给您写信的原因。总要有点成效才愿意动笔。当然今年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在我的计划中的。我因为不能回国，所以想干脆在这几年中邀请几位朋友出来走一走，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很难有机会出来的朋友。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也是因为我现在对爱因斯坦那段话有更深的体会，“在这个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中”，人生确实短暂，并且充满风险，说它短暂，转眼我们这一代人都走向老年了，所以我希望我的几位好朋友能在活着的时候，多了解多看看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
说它充满风险，人的一生真的什么都会遇到。您的一生，二次大战、抗战、反右、文化革命;而我们却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后半生居然跑到了中国很多人“想往”的西方，而我却视它为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中的流亡生活。真的是“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凛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说它充满风险，在于在生活中真的充满戏剧性，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说它充满风险，还在于你只要稍微有怠惰，稍微苟且，稍微妥协，就会在你的一生上写下令你永远惭愧的一页。以前曾经读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每日都使人问他，勾践，你是否怠惰了。其实何必要别人问呢，每日逝去不再返回的生命自身都在问自己。五十岁后倍感生命的宝贵，更为自己的怠惰和没有效率而感到不安。所以基于这种想法，今后几年我要抓紧时间更多的写东西，也希望在这几年能为几个好朋友做点什么。
看了您给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觉得您指出的问题是准确的。对于李慎之先生，我认为他多年从事社会和政治，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顾准的那本书，我本来想写一篇评述，后来在搬家的时候，把读书笔记都能丢了，而我再也没有兴趣从新读一遍。
顾准的那本书基本上是胡扯。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我们看他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著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对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最不行的人也不会这么作。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顾准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完全是共产党宣传部的理解。我本来想写的就是，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
再例如，您对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学不是价值系统的问题。这也是基本的常识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这还使我想到王元化，他研究黑格尔和康德，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译本，还称自己有所发展。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是懂了德文，也很难说就能把握住这些哲学家究竟说的是什么。
再返回来说，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上次说王丹的问题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上。再有，我看过他回忆吴宓的文章，写的也很好。谈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谈。
王丹也是这样，要么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要么从事学术。或者说二者都从事，但是不要混淆。
王丹的不足，我觉得可能是先天的。他缺乏一种聪颖和敏锐，正为此他可以和王军涛等人在一起，而不觉得痛苦。很久以来我就感到，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先天的因素，后天造就起来很困难。人只能影响他能够影响的人，也就是和他类似的人。我在中学当老师时本来以为，在中学时代，你可以影响学生，但是，当他们长大，接触了社会，会回到自己最适应的角色中去，对他们的影响大约可以持续到他们大学毕业，但是没有料到，这些学生一些人刚到了大一，就完全浸入社会了。我想这也是爱因斯坦在纪念普朗克六十寿辰那席讲话所在。
您来信谈到王丹的两篇短评，我没有看到。因为我和外界，尤其是那些民运人士来往不多。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您那本书的广告，因为是《明镜》出版，我想到是王丹联系的。我会想办法请王丹给我寄一本来。至于您谈到的王丹的书评，我想那不是他没有看书中文章的原因，而是他本来是社会中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和爱好写下去。说好听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最近一两年我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有不少进展。知识分子一词我感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因为从现象上我们就看到只有很少数的知识分子追求独立性、批评性。良心是很抽象的一个词，什么是良心?共产党有共产党的良心准则，希特勒有希特勒的。我觉得不能神话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以知识和伦理问题为职业的人的总称。各种不同的人对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有些人知识的追求服从于政治，有些人服从于个人的名利，左派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想作人们的救世主、先知;一部分人用那些昏话猎取名利;右派知识分子则有的是想要维护少数群体社会的利益;有的是要排除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异己。当然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目的也有交叉。
卡尔•波普在谈到德国的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时就说，这三个人简直是欧洲的灾难，他们早成了欧洲知识分子思想和道德的灾难。在这个问题上，我推崇波普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就是弄清楚问题，就是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什么也不知道。世上没有先知，没有神，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知识分子不是要告诉人们思想体系是什么，而是和人们讨论：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回答到什么程度。启蒙和弄清楚如何讨论问题，永远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如此一部分知识分子是以知识和道德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的目的，这是我们所推崇的。而像李泽厚等人，不能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他们和知识的道德伦理的关系和波普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不一样。至于他们和知识和道德伦理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描述出来，就会清楚，他们究竟是那一类知识分子。
最近又看了两本新出的有关波普的书籍，我无论如何还是想再写一篇较为详尽的有关波普的纪念文章。
许良英2002.12.01致仲维光
至于王丹，我觉得他适宜搞政治、社会工作，而不适宜搞学术研究工作。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清楚。他的特点是：重感情，好动，缺乏理性思维，读书不求甚解，许多基本概念搞不清楚，近年来又背上一个虚名的沉重包袱，更不会对学术感兴趣。他刚到美国时说过，将来想做一个政论家，办一份报纸。这番话倒还实在。但以后他又说想当北大校长，这就忘乎所以了。他与王军涛的关系确是个大问题。他初到美国时，曾经在王军涛家，但不敢告诉我，怕我会批评他。他对人随和，尽量不得罪人，善于公关，易讨人喜欢。他读书贪多，但缺乏求知欲望，浅尝即止，缺乏刻苦思考和钻研精神。他去美国时，我希望他学习西方历史，但他避难就易选择了容易混得学位的东亚系。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有大改变。
仲维光2003.01.28致许良英
我还没有从王丹那里收到您的书，我会再和他联系。
仲维光2003.04.23致许良英
您的书，我已经和王丹联系过几次，还没有寄来。我会再催他。
仲维光2003.07.19致许良英
另外关于您的书，王丹还是没有寄给我。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您把我给您的信对王丹的看法，告诉了王丹，因为，我在这两个月又给他去过两次电子信，请他给我寄书，算来半年多，仍然既没有收到书，也没有他的进一步答复。当然对我来说他是否高兴我对他的看法无所谓，这些看法我就是当着他的面也会对他讲。或许不是如此，只是我的推测，无论怎么我无法解释他不给我寄书的原因。
许良英2003.09.01致仲维光
王丹最近来信，说我那本文集他会寄给你的。我与他很少通信，有事他会来电话。我没有把你对他的意见转告他。他没有及时寄书，可能他手头已没有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