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官方宣布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被查，法拉利车祸、“西山会”首领、家族腐败、乃至“新四人帮”等消息均被曝光，各路媒体有关令计划的“秘闻”报道近来亦是高潮迭起。有消息称，四面楚歌之下，令计划继续出席各种场合，但是明显寡言少语，强作镇定。

北京时间12月22日晚20时，如同一个多小时前突然出现的传言，新华社发布了令计划落马的消息。一只两年多前在京城某个凌晨甩到空中的靴子，终于落地。

在令计划冬至日落马之前，他的二哥令政策，2014年6月从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任上遭组织调查；他的幼弟令完成，2014年10月失去自由；他的养子、也是早逝大哥令方针的独子令狐剑，出走海外……只有令氏五兄妹中惟一的女性、老三令狐路线，坚持着自己的本名，在家乡运城守护着老迈的父亲——已经104岁高寿的令狐野。

1962年，52岁的令狐野带领全家妻儿老小解甲归田。他没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长女生活的平陆县常乐公社洪阳村，而是在常乐公社集镇附近的后村定居下来。作为延安革命干部的儿子，令家兄妹从小按着父亲的要求下地干活，年少时拾麦粒，年长时锄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常乐公社，动辄举行万人大会，学生们也被要求列队参加，聆听斗争指示。初中一年级就无学可上的令政策还被选出来，代表同学们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前潮水般的“红卫兵”中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紧接着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知青下乡的先进事迹，是令家兄妹读报的主要内容。1968年初，五兄妹的大哥令方针应征入伍，成为北海舰队的一名海军战士。1969年，皮肤黝黑、高高瘦瘦的老二令政策作为知青下放到硫磺厂当工人，负责搬石头垒火炉，每月工资38.9元。

硫磺厂里的味道很呛，工人们没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厂平房的宿舍内，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车回家。几个月后，令政策调到了常乐公社医院，在药房“拾药”，有点步父亲后尘的样子。

但这种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71年7月，令政策被组织选中，从常乐公社医院直接调到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开始了43年的为官之路。2012年时令政策曾经回乡，第一次参加中学同学聚会。喝酒叙旧，60岁的令政策对着同学们感慨，一直不知道当年究竟是谁看中了他的档案，“总要找到那个人，好好感谢人家”。

1972年，18岁的三姐令狐路线高中毕业，以知青身份在本村下乡后，有机会招工到平陆县化肥厂，1976年被推荐进入山西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17岁的令计划作为知青，被招工到山西省平陆县印刷厂，当了两年工人。1975年，他被调至团县委，从干部做到副书记，正式从一名工人转为副科级干部。1978年时，22岁的令计划获得了赴北京的中央团校进修学习的机会。

1977年，从部队复员的大哥令方针劳动时出事故身亡，留下了妻子孙淑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令狐剑与令狐燕。令氏兄妹遭受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

好在此时的他们大多已经走出家乡，开始了各自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最后一个走出平陆的是最小的弟弟令完成，1978年夏天考入吉林大学，离开生活16年的山西。

在平陆团县委工作期间的令计划颇受好评。据悉，令计划在平陆县团委工作的时候，待人热情主动、礼仪周到、口才很好。时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后来曾在一本名为《增华岁月》的书中披露了自己当年的部分日记，其中记录：在团县委工作一年后，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在书中将令计划名字隐去，但从前后文看，应为令计划无疑。

公开履历显示，1978年，令计划调到山西省运城地委，1979年又被选拔到北京，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开始了对其后来仕途至关重要的16年团中央生涯。但梁增华的日记显示，令计划是在平陆团县委一直工作了约四年时间，1978年去中央团校学习后，直接留在团中央工作。

比如，1978年3月12日的日记显示，令计划此时已经去中央团校学习了。梁增华感慨，如果有他这个助手在家，就觉得“很轻松”。1978年9月6日，梁增华在日记中又写道，令计划从中央团校学习回来了，“没有出乎我的预料，他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了。他这次回来是向我们告别来了”。她说自己心情很矛盾，团县委的工作离不开他（令计划），她自己也需要他搭班，但是，令计划在团中央工作，对全国团的工作会贡献更大，而且更有利于他的前途。因此，梁增华帮令计划办理了一切手续。

公开履历显示，令计划进入团中央下属培养团干部的中央团校（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教专业学习，是在1983年-1985年，他也因此获得大专文凭。也就在那个时期，令计划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谷丽萍。谷丽萍是山东人，父亲是一名军乐团乐手。谷丽萍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现北京联合大学）法律系，与令计划结婚后，她从政法系统调到中央团校工作。

1985年，令计划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三年后升至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之后先后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令计划在团中央期间，除给一位时任团中央书记短暂当过秘书外，大部分时间从事宣传工作。令计划的发小裴东（化名）向财新记者佐证了令计划在宣传工作中的特长。他说，令计划虽然寡言少语，但从小学起就在班上读报，初中时负责采写和出版班上的黑板报，时常拿一等奖；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也经常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演讲。裴东清楚地记得，当年板报、读报、演讲的主题主要有三个，班级好人好事或积极劳动典型，知青下乡故事，社会上的英勇救人事迹。

裴东记得，令计划到团县委工作后，他每次到运城市开会，都会经过平陆县城，在令计划的办公室和令计划挤着住上一晚。那时令计划的办公室里堆着厚厚的报纸，令计划就在上面练字。他和其他同学、村民都认为，令计划之所以能顺利留在团中央，和他的演讲、书法水平有关。一位已经近80岁的运城当地书法家对财新记者说，当年令计划的硬笔书法甚至可能超过他。

不过，裴东说，当他上世纪80年代前往内蒙古学习途经北京时，曾去团中央找令计划，但没有找到。机关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在一间澡堂的长椅上住了一晚。后来他就走了，再也没有见过令计划。

令计划的一位初中同学回忆，去团中央后，令计划曾经回乡，在常乐公社书记主持下，用半普半土的话演讲了两三个小时，告诉年轻人如何学习上进，并且说：“就是太忙了，要不忙可以教你们跳舞。”

高中同学潘中（化名）则说，一次高中同学聚会，给班主任老师送了一块牌匾，牌匾落款也写上了“令狐计划”，但实际上从毕业以后，老师同学都没有见过他。聚会时，曾经的班长打通过令计划的电话，说了一两分钟就挂了。

杨晋也记得，令计划到团中央工作后，有老乡去北京探访令计划，令计划曾托老乡向杨晋问好。收到问候，杨晋很激动，马上写了一封信，并为令计划写了一首诗，“忆得当年唱大风，同志朋友更弟兄，执手送君付并去，自信古虞出贤圣”。但杨晋没有再收到回信。

1995年，令计划的办公室从前门东大街搬进中南海，他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三组负责人，之后是调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期间他成为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的十六大上，令计划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党内奠定了一席之地。翌年，他成为主持常务工作的正部级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仍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07年的十七大上，51岁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当选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仕途一片光明。在他之前，历史上大多数的中办主任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个党的高级领导机构。

此时的令计划已经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初中同学贺智对财新记者说，村民们在电视上看到令计划，总是兴奋地喊叫：“你看，计划！计划！”

令计划和自己留在山西当官的二哥令政策，都没有帮村里办过什么事。有一次，令计划的发小上京，只找到了令计划的小弟弟令完成，令完成给了他几千块钱，就打发他走了。对此，村民们有些忿忿不平，但又表示理解地说，可能他们兄弟为人正道，没有私心。

然而，令家兄弟或许只是与乡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据陆媒财新记者的调查显示，正是自令计划担任中办副主任，尤其是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之后，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仕途平顺，或者生财有道。

他的二哥令政策，2003年1月晋升为正厅级的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4年4月正位山西省发改委主任，四年后再升为副省级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与多名运城籍省级领导关系密切；他的三姐夫王健康，2009年从运城市交通局长被提拔为副市长，并分管交通、住建等重要领域；他的小弟弟令完成记者出身，在新华社官至局级，2003年下海，以“王诚”之名担任中国网通旗下公司天天在线的总经理；2008年令完成带领一众山西商人，组建主要投资于Pre-IPO阶段的私募股权基金汇金立方，之后两年多时间投资的十数家公司，有乐视网、神州泰岳、东方日升等7家公司成功上市，保守估计其获利在12亿元左右，而令完成在部分公司上市过程中曾借助四哥令计划的权势提供帮助；令计划的养子、也是其早逝大哥令方针之子令狐剑，早在2001年就开始自己的攫财之路。十多年来，令狐剑与令计划大嫂孙淑敏母子二人的公关广告生意范围越来越广、合作伙伴层级越来越高，包括多家政府机构、央企、跨国公司及知名民企。

令政策步入仕途的最初20年升迁缓慢。1982年入读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之前，他一直是山西省委办公厅机要处的一个普通干事，1986年才第一次获得擢升，成为山西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其后任省委机要局副局长，共有17年在机要部门工作。

机要处主要职能是管理要害部门核心机密文件、密码、密码机的传递，机关要件等的收发。令政策的一位老朋友说，密码经常更换，机要工作需要非常强的记忆力。1976年左右，运城地震，令政策和一位女机要员被下派到运城支持机要工作。

1997年，令政策进入行政部门，担任省粮食厅副厅长。这是一个运城籍官员居多的部门，令政策的上司就是他的老乡高志信。后者曾在运城违规修建“粮神殿”和粮食职工培训中心，2007年被免职。

令政策一位在官场的多年朋友评价，在省委工作23年之久，令政策得到一个副厅级官衔理所当然。

但2000年，48岁的令政策鱼跃龙门，担任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要职，且很快开始主持工作，四年后“转正”。2008年离开省发改委“衙门”时，他成为省政协副主席。回顾他的升迁轨迹，他的朋友说，2000年的提拔，应是为后来升上副省级做准备。

在官场上，忍耐的令政策显得谨小慎微。在主持山西省发改委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令政策因为害怕提拔错或者得罪人，几乎没有提拔过下属。

上述朋友也回忆说，曾有人希望通过他向令政策送礼。他说，令政策十分谨慎，是不会收礼的。今年6月令政策落马的消息传来，令他十分惊愕。

在这位令政策的老朋友看来，令政策如果有经济问题，那么一定是出在2003年-2008年他主持“富得流油”的山西省发改委期间。

2003年以后，山西煤改启动。2005年，山西省开始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2007年，山西获批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省发改委是基金使用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者。
15亿元左右（来自于煤炭外运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陡增到每年150左右亿元（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的一半由省发改委花掉，重点投资“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保项目、民生事业等。

在令政策任期内，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投资的项目包括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吕梁肖家洼煤电一体化项目、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项目（晋中南铁路）等。

这其中被认为非常关键的是太原钢铁集团的150万吨不锈钢工程项目。这不仅在于它是令政策发改委主任任期内负责的重大项目之一，项目上马使得太钢产能增加了一倍，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不锈钢生产企业，而且也成全了令政策的同乡好友、时任太钢董事长陈川平的重要政绩。工程开工典礼时，山西省四套班子“一把手”悉数到场，令政策宣读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之后不久，陈川平当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年多后成为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

晋中南铁路是一条大动力煤运铁路，兼顾客运，规划从山西吕梁出发，经河南、山东，在山东日照港出海。令政策是初期的重要参与和规划者，因此与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道甚多。事实上，在令政策任期内，因晋煤外运，他与刘志军及其白手套、掌握着晋煤外运车皮权的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亦常有交集。

令政策在山西能源领域的影响力，通过他一手组建的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可见一斑。令政策为这一基金奔走了三年多，2007年获批设立。与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不同，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构建一个国际性专业化的融资平台，计划融资规模100亿元，融资对象主要为国内企业、投资机构、银行、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主要投向为煤炭工业规模化生产及资源整合项目、煤化工产业和煤层气产业开发项目、煤炭资源多联产项目及与此相关的国企改制、交通物流等项目；投资地域初期以山西为主，但不局限于山西。

但令政策2008年4月离开了山西省发改委，这一个原本极难获批的产业基金最终连管理公司都没真正成立起来。熟悉该基金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基金“流产”与令政策不能掌管有关。因为该基金是商业项目，官员不能经商，令政策曾辩解说，自己是省政协副主席，并不是实职，但依然无法在关系复杂的山西省获得通过。此后，这块“肥肉”就陷入了省政府持股多少、谁领衔基金管理公司等一系列扯皮之中。

2011年，山西省再一次试图启动能源产业基金，时任山西省煤运公司董事长刘建明出任山西出资平台的董事长，令政策被聘为高级顾问。但时过境迁，煤炭形势下行，省外资金不再看好山西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没人愿意出钱，遂不了了之。

与兄长们不同，作为令氏兄弟最小的令完成，走的是另一条路，但这条路的终点，仍然是借助兄长们的权势攫财的不归路。

1982年，令完成从吉林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北京总部，在《瞭望》周刊经济报道编辑室工作。一位新华社老同事对财新记者说，令完成的性格与其兄长不同，性格活泼，善交际，擅长与人沟通，“是个做记者的料”。

在最初的同事眼中，令完成就是一个开朗好动的“记者小令”。一位同事回忆，“新华社组织的文娱汇演或者篮球、乒乓球比赛，令完成都是《瞭望》编辑部的积极组织者”。

除了经济报道，令完成有时也会去采写时政或社会类稿件。在百度上，现在仍可以检索到他与另一位记者合写的《围剿“飞虎队”纪实》，刊载于1989年3月底的一期《瞭望》周刊上，署名令完成，这篇文章被他的同事认为是其记者生涯的代表作。

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发现，以“令完成”署名收录进库的第一篇文章是1984年7月发表在《瞭望》周刊上的《今年夏粮丰收以后怎么办？——商业部副部长季铭答本刊记者问》，最后一篇是1992年发表在新华社办期刊《中国记者》上的一篇文章《深化改革舆论先行——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抓党报实录》，采访的正是其老家山西的时任省委书记。事实上，令完成很注意维护与山西官方的关系，他在《瞭望》周刊期间发表了多篇关于山西的报道。

兄长高升之后，令完成也开始得到重用，并有一段走上仕途的安排。1995年-1997年，他曾作为新华社扶贫工作队队长，响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号角，在贵州省息烽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从贵州返京后，令完成先后任新华社团委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这是副局级的职位，“记者小令”也由此脱离了新闻工作的第一线。没多久，他又被提拔为正局级，担任新华社下属的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下称中广联）总经理，并当选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广联是新华社直属企业，成立于1981年，目前主要经营新华社社办报刊《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中国记者》等的广告业务。

令完成在新华社“大进步”之时，主管人事工作的新华社人事局长是崔济哲。崔济哲1982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了令完成的老家山西，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曾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1998年9月调回新华社总部任人事局局长，之后逐步升到新华社副社长，但2010年2月被免职。

在主持完中国广告协会广告公司委员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之后，令完成于2003年辞职离开新华社，下海创业。这位已经拥有广泛人脉和权力靠山的前记者，不再做体制内的乙方拿“死工资”，他的面前是更为广阔的财富舞台，也有更为危险的诱惑。

2014年的运城，上半年，小麦和玉米旱死在地里，下半年，棉花和冬枣泡烂在雨中。从上半年到下半年，一批运城籍的官员在反腐风暴中密集落马。

自2014年2月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开始，山西省一共有七名现职副省级官员及一名调职至中央的省级干部落马，其中三位为运城籍（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一位曾在运城为官（原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

令政策在这个夏天的落马，就像一个弹弓往树林中弹去一颗石头，惊起鸟雀无数。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运城同乡杜善学几乎在同时落马；同一天，在他们的家乡运城市任市委书记的王茂设也在机场被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