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中共杀了多少人？1949年前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1949年中共当政后，据美籍华裔学者曹长青统计，中共可能杀了8000万中国人，“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两倍半还多”。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号召青年学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串联煽风点火，联合上海红卫兵召开大会，围攻上海市委机关，指名道姓围攻上海几个著名大学的领导们，高喊打倒党内走资派！这时从大学到中学，学校当权派成为大字报的众矢之的，轮到他们被绑上批斗台，戴高帽，坐喷气式，游斗，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沦为阶下囚。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他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不久有人把他从地上拖了起来，接着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打人者中有两人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像了。

但事实是“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王文正还说：因为“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所以至今不知道逮捕胡风“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的决定”。胡风被捕以后，为了进一步收集其“反革命”证据，公安机关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到“整天与机器打交道”的欧阳庄，凡是与胡风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

1951年四川土攺，杀人高潮时，有小记者问温江地委书记贾启允：何需杀这么多人？贾书记微笑说：新政权，需要杀人立威嘛！老夫幼读经典，教的尽是以德立威。杀！实是立恐！这恐怖，既恐在民，也恐在滥施暴者。难道，老毛与中共的恐病，不由此滥杀种下，再被饿杀几千万而加深吗？

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榄杆市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整整一条街上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基本都被杀光。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

《筹款须知》称，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一招，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一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

翁文灏被称作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已经是77岁高龄。红卫兵抄家批斗，让他难以承受。无奈之下，儿子翁心源只好向总理办公室求救。随后，翁心源本人也无法自保，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石油部五七干校时，因难以忍受无休止的批斗而溺水身亡。面对如此惨痛的人间悲剧，翁文灏再也无法承受，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方志敏的五叔方雨田是地主，方志敏因他抗拒农民运动，率领农会农民将他捉拿起来召开公审大会处死。方志敏的父亲祖母苦苦哀求他手下留情留五叔一命，方志敏不为所动，毅然杀死了他的五叔。方志敏最轰动的绑票撕票事件，是绑架杀害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史文明夫妇。世间罪恶莫过于杀害无辜，弑杀亲人伤天害理至极。然而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似乎就可以成为“宇宙的真理”，这“真理”真让人不寒而栗啊。

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