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员身份协助中共做政治相关的事，跟一般民众如侨领帮中国做事不同，罪加一等。由于有公权力而所做的事又不易被发现，美国各地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都应该有相当多这类潜伏已久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并非中国长大成人后移居美国的移民，而是出生在美国或自小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移民后代。纽约领事后来离职被调回中国，大概是他收编孙雯及其他代理人，而为了避免法律责任先回去。

所谓大湾区的优势，是珠三角地区传统与西方社会的经贸联系，如果没有与西方的关系，珠三角地区其实什么也不是，而现阶段中国加强大湾区与白罗斯的联系，等于滥用珠三角地区原有与西方的关系，最后的结果只会招惹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共似乎以为拥有硬件，就可以做到以往西方制度的事，但实际上，没有相应软件的支持，空有硬件也是无意义。当兰桂坊的洋人，由讲英文的变成讲俄文的时候，香港的经济也将会去到末路。

习*近*平虽然重新露面，很难说他一切如常。除了有关他生病的传闻，自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落幕后，种种现象佐证：习*近*平权势走向衰落。至少呈现十大征兆。

从现实看，正如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指出，独裁者大多不得善终。希特勒吞枪自尽，墨索里尼横尸街头，史太林中风失救，齐奥塞斯库当众枪决，而毛泽东可保住绝对权力到最后一刻，也难逃与史太林一样的命运，身后遭到党内批判以至人民的责骂，其后给人不断揭出的劣行斑斑，更把他一脚踢下神坛。前车可鉴，后来的独裁者如何保住生前权位和身后声名，不得不加倍努力了。

一百七十万人万众一心，达成和平任务，以实际行动呼唤官方的善意回应，没料到警方还之以铁腕手段，拘捕和检控带领和平抗争的民主派人物，法庭予以重罚，如今更有终审法官对警方不去疏散人群却检控有助疏散的和平示威者，予以全面肯定。可见香港式法治的故事，没有比终审法官的现身说法更精彩的了。

这篇《改革家习*近*平》，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这是官媒首次为习*近*平冠上“改革家”之名，通篇看下来，是一篇写得比较认真的颂圣文章，既然是颂圣，当然免不了拔高颂扬。但是关于习*近*平是不是当得起“改革家”，一是看所谓改革内涵，二是主要看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两点决定了习*近*平是什么类型的“改革家”。

当港官一窝蜂“表忠”，高度赞扬三中全会所谓的“胜利闭幕”，他们会否理解整个三中全会的布局，正是官方表态放弃过去四十年的改革成果？当官媒制作所谓“伟大改革家”来赞扬习*近*平、最后却发现“表错情”要慌忙将文章下架，似乎我们的香港官员连“后知后觉”都做不到，还说要举办学习班了解三中全会精神。如果有参与者真的用心了解，可能会惊觉今次三中全会的布局，将经济低增长变成常态化，甚至放弃香港金融中心定位角色，恐怕到时香港亦会变成“命运共同体”，失去昔日经济光环。

看在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面子上。因为秦刚的升迁，尤其连升三级、成为副国级领导人，各种信息渠道显示，彭丽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刚夫人林彦与彭丽媛交好，两人互送月饼，仅仅是其中一个情节。极可能，彭丽媛与林彦，或习*近*平夫妇与秦刚夫妇之间交情匪浅。于是，看在这种关系份上，也是为了保全彭丽媛的面子，秦刚获从轻发落。

从目前三中全会的各种剧透来看，新一轮财税改革主要是央地税制再协调，从中央税收那只碗里拨拉部分饭粒，再开收新税（主要是消费税），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饥渴。无论是中共当局，还是官媒奉承，都未拔高到“财税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一程度。没人将其与历史上几大有名的税改相比，甚至也没有拿来与本朝前宰相朱镕基的分税制相比。

这个新出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指的是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地区性经济组织，包括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组级集体经济组织。这个地区性经济组织和过去的人民公社结构很相似。

最坏的情况下，美俄之间的矛盾缓和，就可以联手对付中共了。毕竟这也是美国很多战略家一直鼓吹的战略。美国两党的共识就是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且已经发展得势均力敌了。联俄对华的战略符合大家的共识，只是被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战争给分散了注意力。缓和了俄乌战争，解决了中东的麻烦，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习*近*平了。

中共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五类：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李魏两人都受到最高级别的处分——开除党籍。中央军委在处理李尚福和魏凤和问题的报告中，充斥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指控，称李尚福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云云。军委对魏凤和的指控更为严重，除了指控他和李尚福一样的罪行外，还特别强调他“信仰坍塌、忠诚失节”。

郑雁雄提出成败关键在于“六变、六不变、六守住”，大家务必准确把握，香港才能成功。从另一角度看，不啻是承认“由治及兴”仍未见效，否则的话，他只须强调继续固守现状，又何须郑重呼吁各人确保达到“变与不变”的各大目标呢？言下之意，不该变的变了，该变的又不变，才造成“由治及兴”走了两年多，仍然无法让香港重拾繁荣景象。

2017年，中共外交部郑重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已成历史文件，再无现实意义，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对港政策。两年后，反修例运动的出现，北京认定是改变现状的时机。北京视之为“颜色革命”、“黑暴”等，遂采取行动，绕过香港立法机关，由全国人大直接颁布《香港国安法》，及后更改变行政长官、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制度，美其名为“完善选举制度”，其实是要结束九七以来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体制。

在这次延安会议上，习*近*平语出惊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这里所谓“复杂”就是情况变坏或恶化的代用词。经济大滑坡，各级政府财政亏空，党内离心离德，军队涣散、毫无斗志，都是恶化的实情。但谁都知道，举凡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全面恶化，都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他不会对此负责、自责、自我批评，只是流露日盛一日的不安全感。具体到这次延安会议，他明显流露焦虑和担心：军心不稳。

吴强2009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师。2015年即被停职，2020年，清华大学一纸诉状将吴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搬离周转房并且索偿巨额违约金，但是遭法院驳回。吴强又被清华大学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校园。2024年，清华大学再度发起房屋诉讼，要求吴强为无法居住的这几年支付百万违约金。在吴强看来：清华大学利用反复诉讼，以此羞辱和惩罚“不服从”的知识分子。

1949——1959年是中共党形成党在法之上体制的关键十年。中共党在全国人大、中央政府、司法、军队、外交、情报等机关建立中共党的组织体系，从立法、行政、司法到人事任免都由中共党掌控，中共党还明确了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上，中央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的规定。这样，全国人大不可避免地沦为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需要时拿出来用，不需要时搁置一边。全国人大的所有职能都在中共党控制范围之内，全国人大自身的存在与延续，都取决于中共党的政治需要。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是中国最高权力的真正掌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