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痛感甚至来得更强。疫情之后，国际经济转差，债务压力陡增。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欠中国的外债中商业性援助规模较大，利率更高。遇上美联储大幅加息，使融资成本高涨；再加上自身的财政管理制度欠缺——四个因素叠加，不少发展中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面临债务偿付危机，并要求进行债务重组谈判，而坐在谈判桌对面的，往往是中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