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树鸣是同一个初中毕业的校友，我是66届高三毕业生，他是66届的初三毕业生。我俩都属于黑七类子女，1969年7月，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的二里屯插队落户。半个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规定每个知青安置费240元的标准，建了3间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8个...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
1966年过年过后，我刚从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是他的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刚工作，想过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我吃惊于他的消息灵通。是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过几年再考虑。嗨，...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