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死到临头的感觉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全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是2007年2月12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
他转脸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啊！你还不知道啊？那……那……请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要和家属谈一谈。”
我等在门外，终于看到医生做出结束谈话的表情，可是晓东还是僵直地坐着。我走进房间，轻轻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鼓足了勇气，转过身来面对我。她的眼里一片哀伤。
有一会儿，晓东似乎回到现实中来，蓦然抬起头来，把眼睛直对着对我说：“如果是最坏的情况，你愿意知道吗？”
我们俩早就有过一个约定：无论谁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该彼此隐瞒。现在，她既有此一问，一定是想起来这个约定。
“他是什么意思？情况不妙吧？”我问。
“是不好。”她回答。她不打算对我隐瞒任何实情，所以直截了当地确认了这个坏消息：“他说……肝上也有。”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我想让内心静下来，恢复思考的能力，可是我发现无法让自己集中精力，于是索性让思想信马由缰。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啊？如果肝上长了那么大的一个异物——就像如医生所说，应该是能够感觉到的，比如说疼痛甚至凸起来的硬块。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索，渐渐地，还真的在腹部感觉到一种异样。更准确地说，是健康人的“异样”。
我饿了，而且激起一种旺盛的食欲。
于是我和晓东来到一家饭馆，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对面而坐。决心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开始向桌上的食物发起进攻。也许是为了安慰晓东，也许是为了鼓舞自己，也许是想要证明医生是在危言耸听而我其实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出如饥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时也没有忘记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晓东几乎没动筷子。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面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哀伤和怜惜。
回到家，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医生的话，带着满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晓东在隔壁房间里已是悲痛欲绝。她想到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向亲友们通告，同时帮助我取消几个重要约会，于是拿起电话，向我远在他乡兄妹报告这个坏消息，还没开口已是痛哭失声。
第2节中国式的“专家门诊”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还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可惜“主任”不在北京。幸运的是她找到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另外一位医生，也是一位“主任”，拥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副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的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就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是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却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经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眩晕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进”，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环节。由于“恶性肿瘤”的生长是个渐变过程，所以伴随而来的症状通常也会是由弱到强，而不会像“脑炎”或者“脑出血”那样“突然爆发”。可当时我还完全不知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又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就像是在发表演讲而不是在为病人治病。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只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验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却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
我们慑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得到明确结论，可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止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博大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
胶质瘤？
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还有“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全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早就听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老百姓在官员和医生面前是最没有尊严的。现在方知，这话还真有几分道理。病人们花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来到他们仰慕的医院，可是他们在这里总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训斥、不耐烦和模棱两可。除非他们是高官显贵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因缘，否则就算是“特需门诊”也不能好一些。他们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医院，却发现约定的医生总是忙着干别的，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医生不是给自己的学生上课就是接听手机。他们在医生那里感觉不到温暖和同情心。他们对医生、特别是对那些拥有专家头衔和权威的医生寄予了那么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个“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仅仅是一个“问号”。
用文字甚至标点符号来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诊断结论，对医生来说是最简单最安全的选择。医生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可退可进。即使锯开你的脑壳，挖去一块脑仁去做病理检验，他们还是会说不会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但是，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种“模棱两可”比一个最糟糕的诊断结论还要糟。在以后的15个月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我又遇到许多次，而我除了越来越疑惑和沮丧之外似乎别无收获。一想到还要按照这位大牌专家的指点去完成新一轮检查，然后把“专家门诊”如此这般重来一遍，我的脑袋便越发疼痛眩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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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中外医生之对比
我们真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验报告还要等上至少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9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来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近”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而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
“最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这次会诊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约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所以才会对一个医生的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遭遇类似情形。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自己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第4节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
过了几天妹妹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有可能没有关联。
“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电话那头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
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
报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样写个“占位”、“结节”或者“增厚”，我还能明白其中含义，可现在这一串字符太深奥，我怎么也搞不懂。当初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做这项检查时，曾很认真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必要，所以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却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
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
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
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书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验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
“所有的征兆都在显示，良性的可能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对，所有的。”
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
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好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
“第二呢？”妹妹问。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知道“胶质瘤”就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最悲观的结论。妹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用手指着胶片上黑白相间的曲线，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
“看这里！这说明什么？”
“看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张张嘴没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个人，满脸惊讶，惊讶于面前这个人如此执著，而且竟能提出一连串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脸上再一次涌现出善意的幽默，“这样吧。日后病人的情况如果真的证明我错了，你一定要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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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的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们会说，医生的每个治疗方案都是经过病人同意的，没有谁来强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药。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手术，他们就会对你详细描述手术台上的种种危险，还要征得你的签名。医生们也许相信，这就是让病人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病人通常已经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由于对亲人的爱，也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他们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当的办法。即使有人心存疑虑，面对医生的权威和死亡的威胁，又能如何？
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睬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让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有化疗和放疗了。
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的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走上医生给我们指明的路。
我呢？我该怎么办？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验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到“2.2”，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拖着那一叠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里明显露出这是一个外行人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来说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旋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人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了？！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微弱但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疼、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当医生们看到的胶片影像和病人叙述不能吻合时，他们宁愿相信机器也不相信人。所以，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恶性脑瘤并且迅速长大，不可能自我修复或者逆转，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第6节西医好还是中医好
治疗肿瘤究竟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两难选择。几乎所有中医都会尖锐批评西医治疗肿瘤的种种方法，而大多数西医则干脆否认中医治疗肿瘤的作用。
“刘太医”在朋友的引领下如约前来。我对这次治疗充满期待，摘下墨镜，努力睁开眼睛，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展现在“太医”面前，也希望能够一睹真人容颜。
我知道中医诊断下药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想象中他也会如此这般，但是“太医”看来自有一套。他不像其他中医那样张大鼻孔嗅出病人味道，对病人自述的症状似乎也不关心，他甚至既不为我把脉，也不让我张开嘴巴露出舌苔。这让我不免生出几分疑惑。
晓东递上那一大堆胶片，请他查看，却又被他挡了回来。就这样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太医”终于从那沓胶片中拣出一张，对着灯光草草扫了一眼，又放到一边。
“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着，就听见他说：“哦，还不止一个。”
什么意思？莫非我的脑子里面不止一个瘤子？
我急切地等着下文，不料他把话头一转，顾左右而言他。看样子“太医”对胶片不感兴趣，又好像在躲闪什么。我不由在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真的会看片子吗？
这念头让我有点不自在。我这人一向“多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先打个问号。我担心自己“怀疑一切”的毛病又在作祟，不禁隐隐有一种内疚。
晓东仍然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的希望：有没有可能不是肿瘤呢？有没有可能是结核？有没有可能是脑血栓？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脑炎？就算是肿瘤，有没有可能是良性的呢？
“太医”对这一切问题都不给予正面回答。
“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些都是一样的。”他说，“肿瘤和结核是一样的东西。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也是一样的东西。”
“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全都大惑不解。
“对！一样。”“太医”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体内经脉不通，毒素淤积。西医叫肿瘤，我们叫淤积。肿瘤和结核都是淤积，所以我们对付肿瘤和对付结核的办法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刘太医”的办法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你是什么病，只要到他这里来，都是一个办法。
晓东开始介绍西医专家们提到的那些办法：穿刺？伽马刀？化疗？放疗？开颅手术？还把专家的预测告诉他：如果不手术，恐怕挺不过三个月了。
“不要手术！千万不要手术！”“太医”几乎跳将起来，操着一口浸透天津味儿的普通话断然喝道：“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手术。”
“刘太医”是西医的激烈反对者。他排斥手术，排斥所有的西医治疗方法，排斥所有流行的“特效药”和“营养保健药”。在叙述这些看法时，他不假思索地使用一些最极端的贬义词，情绪激烈，器宇轩昂，声若洪钟，震得房顶嗡嗡响。按照他的说法，“PET的检查是有钱没处花”、“化疗是把杀人刀”、“穿刺会促使癌细胞转移”……尽管我已经在他的书中领教了所有这些教导，现在当面聆听，仍然被他那些激烈的言辞震惊。
然而还有让我更加惊讶的事呢。他甚至也排斥除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中医。他认定，灵芝孢子没有用处、花旗参反而会让肿瘤细胞更快生长、冬虫夏草没害处也没什么好处……
西医不行，中医也不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喝我的牛筋汤和开胃汤。”他说：“先喝三个月。”
“刘太医”循循善诱，不厌其烦，花了半个多小时为我们扫盲，他的这一大篇启蒙课让我明白了，这世界只有他的办法才是救命良方！
到末了，他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光明前景：“喝它三个月，瘤子应当不会进一步长大，还能缩小一些。”
“缩小多少？”晓东追问。
“缩小10%左右”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带着几分神秘，“然后，我视情况开给你‘控岩散’。”
他终于说到了“控岩散”，晓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读过“刘太医”的书，知道这是刘家独门秘籍，专门用来杀死癌细胞的，所以赶忙请教“控岩散”的疗效。
“前半年能让瘤子缩小30%。这以后就会慢一些。”他回答。
“整个疗程要多长时间？”
“四年！”
“四年？！”
尽管这时间长得让人难以忍耐，但还是在我们面前亮起一缕希望之光。我在心里有点激动，觉得生命重新回到体内。
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太医”：
“为什么不是现在就用‘控岩散’呢？”
“现在？”‘刘太医’看看我，脸上再次绽开一片笑容，“急嘛？现在病人体质太弱。这‘控岩散’里含有鲨鱼胆，有毒的。猛然上了药，病人一下子受不了，还会把瘤子箍得更结实更坚硬，以后就更不容易缩小啦。”
他又把熬汤的方法说了几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然后与我们告别，不收分文出诊费。这一行人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过三月，我还用得着他那神奇的“祖传秘药”吗？
晓东看着我，眼睛里同样有一种焦虑和犹疑。我知道她和我在想同一件事。
“三个月”！这个时间表里潜伏一个相当矛盾的逻辑：按照西医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不能立即实施手术切除肿瘤，这就是我的死期！如果我不经手术治疗还能活着，那它就不是恶性肿瘤！
这样看来，三个月后，我无论是死是活，都用不着“太医”的灵丹妙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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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选择治疗方向比选择治疗方法更重要
如果没有见识过医生之间的见仁见智和争执不下，你永远不会理解，所谓“癌症诊断”是多么不牢靠。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不听医生劝告，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
当初我们共同做出“暂缓手术，密切观察”的决定，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他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检查”后，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会诊。
“好消息……”妹妹和晓东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对她们说。也许是想尽量减少自己结论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释“波谱”（MRS）在“鉴别恶性肿瘤”方面的独特功能。在确认她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话之后，他继续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那就到上海来检查。”周笑着解释，这是个新的技术，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继续为我解释周良辅的话。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暂缓手术，继续观察——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才过了20个小时，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
“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黄大夫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他是周的上级。就像周良辅大夫一样，这也是我们第二次请他会诊。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炎症”的说法。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也不能改变他在几周前上海会诊时的结论——“恶性肿瘤”。
不过，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他又补充说：“恶性程度较低，在2～3度之间。”
在这一点上，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与众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担忧。可在当时，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而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我们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
黄峰平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
事实上，医学界目前也只有这一点能够统一。我们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们所作的所有血液化验和影像检测——X光透视、CT扫描、核磁共振扫描、波谱扫描、PAT扫描，都只是个参照。如果不让医生弄破我的脑壳，把脑仁取出一块，就永远也不会知道里面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于是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建议——实施脑穿刺手术，取出活体检验。不过，很快就放弃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晓东就不能忍受：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留下转移的祸根？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又能怎么办？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他们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做活检就肯定能100%确诊么？”
“不能肯定。”医生很肯定地说，“即使是活检，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
我们继续奔波，恨不得遍访天下所有名医。一番周折之后，我们见到了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凌锋。也许是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她在我的那些胶片上花的时间特别长。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终于把眼睛从胶片上抬起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占位性病变”这个医学术语。“如果是肿瘤，不管是原发的，还是转移的，它都会把别人的位置占据了。把正常的脑组织挤压到一边去。但是……”她停下来，用手指点胶片，“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小脑的纹路正常。挤压不明显。这是不像‘占位性病变’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病人，开始仔细询问头部和全身的症状，当她知道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周没有更加严重，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明显减轻了，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情况我们曾对见到的每一个医生叙述，但是他们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计。只有她，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重要参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变’，不会没有治疗就越来越好转。”她总结道，“从片子和本人症状来看，不支持‘占位性病变’。”
她说完了！就这么简单？
这一番话清晰和精确，而且证据确凿。然而好消息来得过于突兀，叫人有些难以置信。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谨慎。这是一个可以让我死而复生的转折点吗？可是所有那些悲观主义者们的结论，不也是斩钉截铁的吗？胶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释呢？
凌锋大夫又开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个“乒乓球”，就像是看穿了病人的疑虑。不过，更可能是职业天性驱使她在为对立观点寻找理由。她说，从形态上看，病灶部位比较圆，特别规则。经过增强扫描之后，边缘有增强反应。这些都可以成为判定“肿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肿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样，我很在乎诊断结论。但是，在听了那么多完全对立而又不容分说的结论之后，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导致结论的理由。凌锋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确有一些很难质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所期待的那样，她还能为不同的观点寻找依据，这反而让我对她的为人更加信任。
最后，她建议我们把观察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观察。观察很重要。”她说。
这时候，她的样子看上去更像个善解人意的医疗顾问。她考虑到我们的所有顾虑，也考虑到病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她说，病人的症状有好转，至少没有证据证明是在恶化，所以，观察不会带来新的风险。老风险当然还存在。恶性肿瘤的特点是长得特别快。如果是这样，提前三个月手术也没有意义。做了手术都有后遗症，还来不及恢复又转移了。“所以，观察几周。如果症状加重，可以随时做手术。如果症状不加重，或者好转，就等三个月再做一轮检查。”
尽管我们仍然不能肯定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还是从这次会诊中得到了一些相当确定的信息：
1，乐观的诊断结论是有根据的，就像所有最绝望的诊断也有根据一样。
2，所有医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恶性肿瘤，将迅速恶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经治疗的情况下好转。
3，没有证据显示我的病情在过去六周里迅速恶化。
我们继续观察。因为支持我们的医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过得更有信心。就这样又挺了两周，国外几位专家第二次会诊的结果传到北京。他们把最新的“波谱扫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胶片加以对照，结论如下：
1,脑病灶是原发肿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为50%。
2,在临床中，酷似肿瘤而实际上是炎症的病例，低于2%。
然而比影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过来的专业经验。他们说，
看片子是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看病人的症状。炎症往往是突然发作，又渐渐好转。而肿瘤的症状是身体渐进式的出现不适，并且越来越厉害，不会自行好转。
我忽然明白，在这条漫长曲折的诊断之路上，所有医生在起点并无明显差别——都认定我的机会低于2%。差别发生在几周之后，大部分中国医生不在乎我的症状演变，只把胶片奉为金科玉律；而少数中国医生和所有外国医生会认真倾听病人的陈述。他们肯把“良性”的概率从“低于2%”提高到“50%”，不仅仅是依据影像，而且还充分考虑了病人的症状。
奇怪的是，我本人从没有出国就诊，也没见过那些外国医生！我整天都在中国医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讲述我的病情！可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医生那里都不能得到回应？我苦思数日，终于有了答案。原来医生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我还更全面地理解了“观察”的含义。根据凌锋大夫的说法，它不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觉，还要依靠医生的临床检查。用不了多久，我便意识到这个建议的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治疗方法，而是在为我们选择治疗方向。
这是我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因为，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选择治疗方向要比选择治疗方法更加重要。
第8节倾听自己的身体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项内容：我把自己的感觉详细描述出来，晓东在日记中一一记录。我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凌锋大夫所说的“观察”，也就是国外专家提醒我们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态度虔诚，甚至有些愚笨。如今翻看这些日记，对照前因后果，我才发现，它对我们没有误入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如果有哪一天医生突然宣布你得了癌症，我会强烈地建议你也像我一样，不仅倾听医生的话，也仔细地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
每天清晨醒来，我静静地躺在床上，缓缓移动四肢，深深吸气，感觉到气流经过喉咙进入胸腔、大脑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体内的空气吐净。如此反复数次，随着空气的流动，仔细体会头颅的疼痛沉闷是轻了还是更重了、身上有没有出现新的不适。然后仰面向着天花板，睁开双眼，辨别屋顶灯的圆形轮廓，又以两边墙壁悬挂的镜框作为参照，依次侧目斜视左右，这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影像重叠和视觉眩晕有没有变化。我发现，当我将今天和昨天比较时，似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但我若将这一周和上一周比较，竟有症状减轻的迹象，至少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日益恶化。我能看到眼前物体的旋转移动变得缓慢，双影逐渐合一，尽管仍然头痛脑涨，但已经变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晕，也不再呕吐。我渐渐地感觉到睡梦和清醒之间的界限。
我为此高兴，似乎看到了希望。不过，每当我对医生述说这种种迹象时，他们看着我的眼睛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种怀疑和不屑。他们不关心我的叙述，也不相信。看我迟迟不肯接受手术，还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我当成一个讳疾忌医而又自作聪明的人。
“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位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他们的目光这么包围着我，带着嘲讽和轻蔑。
可是我的身体深处仍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微弱但却清晰可鉴，没有任何怀疑的目光可以淹没。我不是医生，对于癌症的来龙去脉，完全不懂。不过，说到身体里面细致入微的演变，我相信，无论是医生还是他们手中的现代仪器，都不会比我更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会像我的妻子那样，为我记下一点一滴的情节，悉心对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头的轻松感没有那么明显，但还不错。上午感觉没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来差不多，脚底的感觉比原来稳了。转身时原来有旋转眩晕感觉，今天有好转。
－－今天的感觉比较好。没有任何比前一天明显不好的感觉。
－－今天的感觉没有那么好。他说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来看天花板灯，第一眼又出现重影，但很快又是一个影。左右斜视，前几天往右边斜视觉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边斜视一直不好。
－－今晨醒来视觉和昨天差不多。但头部感觉比较轻松。头重的感觉有缓解。
－－今早起来全身感觉比昨天好。脑子比较轻松。上午感觉也比较好。视觉没变化。仍畏光。开始戴墨镜，觉得舒服些。食欲很好，早中晚饭前饥饿感强烈。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他走路的姿态已经接近于他的正常姿态了。除了速度慢一点。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他回复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点点地好转，虽然离正常还差得很远。
－－近来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害怕人大声说笑。害怕公共场所的嘈杂。我担心，这是不是脑瘤有新发展侵害了他的听力？
－－他今天说，眼睛斜视时的感觉有好转。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下楼散步。感觉有些累。他说，像走了很长的路，但回来坐下后很快恢复了体力。
能够成功地独自行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它似乎确凿无疑地证明了我的症状正在好转。
“走了40分钟，”我对晓东说，“一个人！”
我自豪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别人搀扶了。”
我们坐在桌前，喝苹果汁，谈论着除了反复咀嚼医生宣布的坏消息之外我们还能做点什么，也说起我这第一次“放单飞”的感觉。“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认，“就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你看，我每个星期都在进步。”我说：“开始两周只能卧床不起；接着的两周，可以靠着衣柜站起来；然后呢，可以扶着墙壁挪动脚步；然后又可以被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去，现在，我居然能够独自行走了。也许……也许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场呢。”
这些都是事实。医生也许会不以为然。他们会说，这不过是感觉，不科学，也不严谨。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晓东。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流露出快乐的情绪。她说，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