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人权律师丁家喜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人士之一。在投身人权事业之前，他曾任北京航空工业总公司工程师，并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自2010年起，丁家喜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等教育平权活动；2012年，他与“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联名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官员公示财产。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罪名随后先后变更为“寻衅滋事”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于2019年再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2023年4月，他被 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本文作者苑敏安采访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个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2022年7月28日，罗胜春在美国家中抱着丁家喜照片的合影。图片来自自由亚洲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公义、爱”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许志永与丁家喜的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亲时拍的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