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神龟的哀荣

2025年7月3日，李克强诞辰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撰写的纪念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尽管内容多为例行回顾，但文章的出现本身，是中共高层维持李克强“正面评价”的信号。

文章一开始，《人民日报》罕见地加入“编者按”，意图限制公众对纪念行为的解读空间，凸显中共当局对李克强政治遗产与舆论反响的高度敏感。一方面需要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定位被历史保留，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成为对现实不满的情感投射载体。

李克强2023年10月27日在上海突然去世，官方通报语焉不详，引发民间巨大震动。前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顾万明公开致信中共中央，要求调查死因，却被以“寻衅滋事”判刑一年，退休待遇也被取消。尽管如此，李克强的葬礼还是遵循中共高规格丧仪，于北京八宝山举行。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致哀，仪式表面庄重得体，实则政治意味浓厚。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庄子笔下的“神龟”寓言：是愿锦缎包裹、供奉宗庙，还是愿在泥塘中自由爬行？李克强原本可以退隐，享受自由人生，但离任一年即猝然离世。他在泥淖中的奋力爬行被终止，只留下“高规格”的哀荣，像那只被供奉的神龟，看似荣耀，实则剥夺了真实与自由。

臭老九的悲歌

李克强去世后，北京大学的一批老同学在追悼会上唱起《送别》，哀悼的不仅是故人，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命运。自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人在极权体系下的苦难不断。反右运动、文革、下放、劳改、羞辱、摧残，构成一段无法回避的悲歌。“臭老九”成了知识人的代称，他们应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却被体制一次次打压与清算。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人逐渐恢复身份地位，但始终在政治红线与思想控制中小心前行。个别知识分子如清华许章润仍坚持发声，却被剥夺一切。李克强的命运，正是这段历史的延续与缩影。

书生报国，十年不成

李克强生于农村，北大法律本科、经济学博士，是中国最具学术根底的总理之一。其恩师厉以宁主张市场机制，龚祥瑞倡导法治与宪政，二人思想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理念。李克强强调“简政放权”“有权不可任性”，主张理性治理与法治国家，是体制内罕见融合市场与法治思维的政治人物。

但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政治改革彻底冻结，市场改革可以推进，政治权力却日益集中。李克强这样的技术官僚，虽位高权重，却在“维稳优先、权力不容挑战”的结构性框架下寸步难行，终成“史上最弱总理”。

他的死，引来网上流传挽联：

上联：陪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

下联：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

横批：无能为力

书生报国难成，理想破碎无声。

体制之网：飞鸟尽，良弓藏

李克强之死，真正暴露的是权力结构对改革派的压制。他不是失败者，而是制度下温和改革路径断裂的象征。习*近*平的崛起打破了邓小平设定的任期限制，在体制默许下连任第三届，进一步集中权力。

斯坦福吴国光指出，问题不在习*近*平个人，而在于整个体制对权力不设防、对监督机制的拒绝。中共本质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权力集团，不是服务人民的民主政体。在这个结构下，领导人不是通过自由竞争产生，而是靠内部运作世袭流转。

毛泽东通过“斗争哲学”打压知识阶层，使国家陷入长期恐惧与贫困。邓小平虽反思文革，推动“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使“团派”崛起。团派代表的是一种温和改革路径，注重市场机制、依法治理、程序理性，李克强正是团派的代表人物。

但在习*近*平时代，中共重新滑回“党领导一切”的控制逻辑。李克强的边缘化正说明：法治、市场、共识、渐进改革这些理念在红色体制中被视为威胁，不被容忍。

改革的失败，是全民的沉默

李克强的失败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对制度暴力的沉默与习惯。当改革者倒下时，人民却选择看客的角色。这种集体性的“道德冷感”，正在为更深层的专制扩张铺路。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早在2019年预言：习*近*平对经济的集权控制，会导致效率低下、资本枯竭、国际疑虑加深。今天的现实已证实这一趋势。李克强的离世，象征着一条制度内改革道路的终结，而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孕育出下一位理性改革者，则是更令人担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