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幼儿园发生铅中毒事件，官方通报了中毒的原因，是幼儿园园长一班人买了彩绘颜料，稀释后做成食品让幼儿与老师“服用”。这个毒源的官方认定，发了通报，但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民间各种推测，恶猜铅中毒事件另有隐情。

对于围绕中毒事件的种种揣测，有的没的，无法评论其真假。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官方通报”被人们甩在一边，不受信任，它不仅没有平息舆论事态，反而成为佐证，被用来证明某些不利于官方的推测，官方通报引导舆论的能力将至冰点。

在此前不久发生的某个事件中，我们发现了官方通报陷入类似的情形。本以为能让舆情降温的通报，反而造成舆论的二次爆燃。通报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再怎么深文周纳，也很难顾全大局。通报在舆论前势单力薄，这让人想起新闻在通稿前的旧模样。

还有更多的案例意在证明，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通报时代，以官方通报为核心建构的舆情应对模式，已经走过了其兴盛期，效期愈发短暂——事实上，每一次通报都将通报本身逼近绝境。通报不仅起不到平息舆论的作用，还发挥了扩大舆情的反作用。

官方通报与民间意见之间渐行渐远，现在差不多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主要表现为，官方通报明知道社会疑问何在，可要么自说自话完全无视，要么蜻蜓点水不作解释。民情民意对官方通报，也从翘首以盼权威结论，到现在的轻蔑对待，嬉笑怒骂。

官方通报的性质，已经不再掩饰，无法修饰和美化。构成通报的少量信息，在节选时就服务于既定的定性；通报要么假惺惺道歉，要么不道歉，要么以“举一反三”的空头话草草结束。通报对大众意见的遮蔽，对公权的隐喻，对舆论的升级从未如此直接。

我们被迫进入官方通报时代的信息格局，其代价是大众媒体无限收缩其公共性，社会对真相的索取能力被无限制压缩。在最近两起通报之前，社会上确有迷信通报的短暂时光，那是新闻与大众错身的瞬间，现在的人们已经从“乐见新闻衰败”的愚钝中清醒。

事情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亦即：新闻媒体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缺席，即使不乏批评声音，却也不代表官方通报的说服力有丝毫的增加。大众媒体所丧失的能力与信誉，再也不能让通报有任何的自夸。人们已经接受了新闻匮乏的社会现实，通报也成为匮乏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于匮乏。

再用类似塔西佗效应来分析官方通报的无效，早就意思不大。实际上，政府对舆论的整体约束力不是变弱而是变强了，与此同时，通报作为官方意见、官方定性的代言角色，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不是变强而是变弱。大政府与大舆论以一种矛盾的状态并存。

在这种态势下，甚至于新闻媒体是否能发布真相，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也都降低了。并不是说机构媒体以新闻的逻辑探寻、披露真相不重要，而是说舆论既然能僭越新闻，它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僭越通报？尤其是当通报的目标变异后，它被舆论践踏已是常态。

终于，在流变不居的舆论洪流下，政府官员与新闻记者的重要性都被一致地拉低了，某种意义上都变得不再重要（但不影响他们依据各自理解的意义行事）。他们的不重要，与真相在中国变得总体性不重要相辅相成，这是相当于说，辨析深渊及其镜像变得无意义。

但与真相无法被新闻专业主义发掘、进而自觉羞愧不同，通报在舆论中的矮化与边缘化，并不会让体制内觉得道德有亏。后者对舆情控制的兴趣不减，但在通报模式式微的前提下，即使他们意识到通报力有不逮，暂时也不甚焦虑或自感为力。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通报不是孤军奋战，它的苍白软弱之后，还有其他的强制手段可用。这些霹雳手段可以即刻施压舆论，截断因通报升级了的舆论态势。所以，即使在通报有用的阶段，舆论引导之效也不在通报本身，而是其雷霆之后手。

种种显而易见的“通报”之无能，多多少少能打破两个人群的迷信。一方面是官方内部的迷信，认为通报一出，舆论立马海晏河清；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迷信，将通报等同于真相。破除这些迷信思想，对真相或许无甚帮助，但对健全人格有益。

作为不得不长期处于此等舆论环境中的人们，最该树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四个字“通报完了”：会有通报，但通报不过尔尔。它像是丢进一塘蛙鸣中的小石头，影响力虚无，无所建树。如此，方能在真相废墟中不卑不亢，祈祷某种可能，穿越晦暗不明的真相周期。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