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刘易斯《人类的废止》第二章直面所谓“创新者”的道德相对主义问题
根据《人类的废止》(The Abolition of Man)第二章,自然法则或“道”受到了所谓的“创新者”(innovators)的攻击。(Shutterstock)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撰文/信宇编译)英国著名作家C.S.刘易斯(C.S. Lewis,1898—1963)在其开创性的三章体随笔《人类的废止》(也译为《人之废》,The Abolition of Man,1943)中,通过虚构人物盖乌斯(Gaius)和提修斯(Titius)来讽刺当时的道德相对主义者(moral relativists)。他尖刻的批判揭穿了他们的道德宣言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该书的第一章“没有胸膛的人”(Men Without Chests)抨击了那些只是在做宣传的所谓“教育家”(educators)以及他们的“绿皮书”(Green Book),这是刘易斯对道德相对主义者书籍的蔑称。第二章则谴责道德相对主义者是所谓的“创新者”(Innovators)。当然,与第一章一样,他也是在讽刺。
修正道德价值观
刘易斯批评那些谴责他所说的“道”(the Tao)或自然法则、传统道德、第一原则或第一柏拉图(First Platitudes)的所谓“创新者”。他还说,创新者在试图修正神圣的道德价值观时,既不能完善也不能取代这些价值观。在寻求社会“毁灭”(destruction)的过程中,他们并不像他们假装的那样主观。他们的怀疑是肤浅的。他们乐于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别人的价值观,却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不容挑战,更遑论揭穿。
创新者通过“不批准”(disapprovals)和“批准”(approvals)来表明什么是他们不可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他们的标准不是原则,而是是否符合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勇敢或骑士精神是无稽之谈或虚无缥缈。他们赞扬那些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人,但却不关心如何维护和平,即使在和平需要先发制人或进行防御性对抗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乐于享受道德价值或准则的果实,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去获得这种果实。
在刘易斯看来,只有在“道”的范围内行事,人类的尊严才能达到应有的标准。
刘易斯特别提到了“黄金法则”(The Golden Rule),他解释了所谓“创新者”是如何武断地蔑视殉道(martyrdom)精神,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上帝殉道,都被他们蔑称为“非理性”(irrational)的情感。对他们来说,除非“对社会有用”(useful for the community),否则殉道毫无意义。然而谁来决定什么是有用的呢?既然“创新者”摒弃了民族自豪感或荣誉感等客观价值,他们就不可能明白这样的简单逻辑:除非有人冒险赴死,否则所有人都得死。
所谓的“创新者”在“道”中任意使用“黄金法则”。(Shutterstock)
那么,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会死?于是,创新者们以本能为借口寻求庇佑。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受本能约束,为什么还需要“绿皮书”的劝诫呢?如果一种本能是有效的,那么其它所有本能不也是有效的吗?如果不是,谁来决定本能的等级?创新者傲慢地试图避免诉诸“任何更高的法庭”(any court higher),从而最终使自己陷入困境。
无论是基督教(Christian)的“不可作伪证”(Do not bear false witness),还是儒家(Confucian)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like them to do to you),最崇高的道德准则早已流传下来。而这些道德准则与本能——一种物种“不加思考”(unreflective)的冲动——毫无关系。
没有任何原始冲动坚持要求我们信守承诺、珍视生命、克制性冲动或暴力冲动。要求人服从于本能,就如同要求要听命于任何人一样,都是徒劳的。人言人殊,本能亦是如此。为什么对一个人的服从要胜过对另一个人的服从呢?同样,本能也是如此。向一个人点头,你必然会毫无意义地向“无尽的本能倒退”(endless regress of instincts)点头。
在刘易斯看来,是我们人类,是我们独特的人性,为我们各种相互冲突的本能赋予了相对的尊严,使我们可以超越享乐主义(hedonism)和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等本能。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一直是野蛮人;我们的原始本能就会一直是原始的,我们就没有得到教化。
孔子主张“道”(the Tao),基督主张真理是“道”(the Way),而不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在刘易斯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东方和西方、基督教、异教/Pagan或犹太教/Jew)应该是不可动摇的。然而,这些批评必须在道和真理的框架内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凭空捏造。
诗人或剧作家从一种语言中挖掘出他们的天才;他们根据语言本身的条件来处理语言,就像作曲家一样,在音乐的语法范围内工作,丰富音乐,而不是颠覆音乐。那么很自然,对于创新者来说,基督教和儒家关于同理心(empathy)的教条就是荒谬的。
相比之下,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1844—1900)式的创新者不受“道”的约束,是一堆矛盾的词藻。他们非但没有通过参透“道”的精神来协调“道”在文字上的差异,反而攫取一条戒律,然后将其驾驭“至死”(to death)。
看看新时代的创新者们都干了些什么。
女权主义的歪曲
女权主义(Feminism)的出发点可能是合法的,即让女性投票,让女性更好地与男性一起参与公共生活。然而许多女权主义者最终把女性描绘成超人类(superhuman),把男性描绘成次人类(subhuman),使两者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轨道。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是无可指责的优越者,而男性则是无可救药的劣等人。这样的认识就像通过冥想提升思想,却用迷幻药腐蚀身体一样,是自取灭亡。
资料图片:一名女权主义者在集会上大喊大叫。在《人类的废止》第二章“大道”(The Way)中,女权主义已成为削弱婚姻、破坏家庭的一种方式。(Shutterstock)
现在,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传染病,它撕裂了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童年等神圣的制度,并将刘易斯所预言的许多反常现象注入社会。美国迪斯尼(Disney)电影公司在翻拍经典影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2025)时对原著材料的摒弃,说明了事情可以变得多么变态。
女权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寻求消灭男人或消灭人类;厌男症(misandry)滋生厌女症(misogyny),而厌男症和厌女症又滋生针对彼此的仇恨。
真理在于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其人为造成的表象。《圣经》中的堕落天使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幻想自己超越了自己。男人和女人也一样,当他们想像自己比实际更强大时,他们自然就会堕落。
计划生育也许是有计划的,但它开始实施的时候是为了生育吗?它建立在享乐主义的基石上,而享乐主义也推崇离婚、单亲和堕胎,以及无视性别差异的现实而进行新的性别建构。
享乐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道”,它把邪恶说成是善良,把鲁莽说成是权利。堕胎和变性生态系统被伪装成生殖或性“保健”(healthcare),而放任则被伪装成全面的性“教育”(education)。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凯瑟琳‧马赫(Katherine Maher)曾不无讽刺地说,有“不同的真相”(different truths)。创新者通过将真相的质地和色调进行扁平化,从而可以自如地说谎。
不同的人可能会有高矮胖瘦之分,肤色或黑或白之别。然而,对于创新者来说,只有某些形容词相当于“身体羞辱”(body shaming),而其它形容词则是公平的描述。在“正面接受身体”(body positivity)的旗帜下,丑陋的东西都被宣称为美丽。有影响力的人士将显而易见地把不健康的肥胖和厌食症奉为偶像。
真正的道德进步是让道理变得更清晰,而改变只是在混淆概念。进步是完善旧的框架,而非全盘否定。
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人们对承载着“道”的同理心和自我牺牲等价值观的习语的反应吧。
15世纪到17世纪全球航海时代,大家都说“妇女儿童优先”(Women and children first),这是“道”在古代以他人为中心的思想的改进和推进版本。而现在的另一个习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Every man for himself)则否定了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生物进化论的成语“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不,牺牲并不是航海时代或中世纪的发明。它借鉴了更古老的法则。“妇女儿童优先”将早期的关爱他人的号召延伸到了更脆弱的他人身上。它使进化的本能超越了自我保护。体格更好、更强壮的人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只有他们才能生存下来。
这种文明精神世代相传。它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在自然灾害中,救援人员通常不会只关注妇女和儿童,而是理所当然地关注孕妇、病人、老人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然而,今天的创新者更倾向着眼于特定的肤色、种族、民族和性别,根据这些特点来贴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标签,精心挑选那些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人。实际上,“创新者”是在制造受害者。
更高的道
尽管“道”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但它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一定要求人们毫无疑问地服从。刘易斯承认,它时不时需要进行一些改革(而且不需要一些矛盾)。然而即使在这里,批判的“方式”也很重要。他警告说,只有尊崇“道”的人才能推进“道”。
基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明确指出,他来不是要废除摩西律法(the law of Moses),而是要完善它、实现它。他希望他的听众不要撕毁律法,而是超越律法的文字,将自己与律法的精神联系在一起。
对基督而言,“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kill)适合信仰中孩童般不成熟的人;旧约时代的人们对上帝的理解尚不成熟,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理解也不成熟。
然而,对于成年人或信仰上更成熟的人来说,“不可杀人”的道德标准太低了。基督将其提升到了更能反映人类真正尊严的高度。他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新的道德,而且是一种更高尚的道德,要求他的追随者拥抱敌人,而不仅仅是忍受敌人。
在《人类的废止》第二章中,“道”主张不伤害他人。(Shutterstock)
有了这个更高的清晰度,“不伤害”(Do no harm)这个古老但仍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格言似乎就足够了,是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还远远不够。
这就是“道”的实际作用。“道”推进道德规范,而不是改变道德规范,同时为人类指明方向,引领人类前进,无论如何,这个作用总是积极向上的。
作者简介:
鲁道夫·兰伯特‧费尔南德斯(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是美国的一名独立作家,主要撰写流行文化方面的文章。
原文:‘The Way’: C.S. Lewis, on the Only Way of Being Huma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