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沙意识形态：东方式殖民主义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兴起1895-1945

系列名：春山台湾讲座Forum

ISBN13：9786267478356

替代书名：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1895-1945

出版社：春山

作者：吴叡人

译者：胡宗香

出版日：2025/01/17

书摘

第二节割让：分离想像的起点（出自第三章成为民族）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败战的清帝国依据《马关条约》，将其版图内一个主要由闽、粤汉人移民所定居的边陲岛屿──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从当时北京决策者的观点而言，割让这个十年前才升格为行省的屯垦殖民地，纯粹是出于以地求和的实际外交考量。当时的总理衙门在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定时，致电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唐景崧，说明割台背后的理性计算：“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但是对台湾人民而言，这个决策所带来的却是立即直接的切肤之痛，因为被牺牲以解“京师根本之危迫”者，不是京师百姓，而是台湾人民自身。对于这个来自北京的理性决策，台湾人民只能报之以强烈的情绪反弹：他们包围抚署，以“台民何辜，致遭歧视？”的悲痛质问，向唐氏表达被北京出卖的愤怒与怨怼。在无数陈情请愿失败之后，台湾人民终于认识到割台已是“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外交成议。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台北地区仕绅领袖拥立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Republic of Formosa），准备以自身力量抗拒日本的接收。台湾民主国本质上主要是台湾仕绅领袖向列强寻求“三国干涉还辽”模式的外交干预的设计，而且设在台北的正式的民主国政府寿命只延续了十三天。然而这个幻影般的海岛共和国却成为五月底日军登陆台湾后，台湾中、南部激烈的武装抵抗运动号召民众最重要的象征。德国在一八七一年，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接收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然而一八九五年日本接收台湾，却面对了台湾人民以“台湾民主国”为号召的激烈武装反抗运动。日本军队必须血战六个月，杀害一万四千名以上的台湾民众，并且付出二百七十八条日本军人──包括主帅之一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生命，才瓦解了“台湾民主国”的武装抵抗运动，初步控制台湾全岛。

关于这段台湾与中国现代史上“意味深远的插曲”（significant episode），在此需要提出几点观察。首先，台湾在现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之前，就脱离了中国而被并入日本。当代多位学者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式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要在甲午战后才逐渐兴起，并取代传统的族类思想或文化主义，成为支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初期最重要的旗手梁启超这句著名的警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了在中国开始将自身从一个“帝国”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造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前，台湾就脱离中国而被并入日本了。而这意味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后的最初五十年间，台湾经历了一段在中国之外，并且与中国分离的历史轨迹。第二，“一群被祖国抛弃而又坚决不愿落入外国势力之手的人民”不得不建立台湾民主国作为绝望中最后的自救手段，这个悲剧预示了在未来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将要面对的严峻的政治现实：台湾人必须独自应付日本人。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抛弃台湾人的祖国自身也将陷入漫长而深刻的动乱与危机之中，因此台湾人如果渴望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自求解放”。

一个有趣而值得令人深思的巧合是，提醒台湾人必须认清这个残酷现实的，正好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梁启超。一九○七年，当日后成为日治时期台湾民族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的林献堂至神户访问梁氏，并且向他请教台湾人解放之道时，梁启超向林献堂直言“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援你们”，建议台湾人模仿爱尔兰独立运动放弃武装斗争，改采“勾结英国朝野”的议会路线而终于获得完全自治的做法，以争取台湾人之参政权。由此可知，台湾人领袖在殖民统治初期就已经相当清楚，当祖国分崩离析，自顾不暇之时，在东亚新兴强权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若有心从事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方向与可能性，将受到多么严苛的结构性限制。于是，一种混合著认命、现实主义以及怨怼感的复杂意识──一种身为弃民不得不自寻出路的意识──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下大多数台湾人菁英思考自身以及台湾未来的出发点。

第三，这个短命的台湾民主国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无足轻重。尽管台湾民主国的构想是源起于一种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谓“无路可出”（huis clos）的绝望感，而非一个预先存在的，真正的台湾民族意识，但它毕竟是台湾人第一次基于国际法上的公民投票和住民自决原则，将这个原属中国的边陲省分想像成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尝试。为了抗拒异族的统治，这群在受困中勉为其难的建国者不得不以人民的“总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之名建立一个“民族”尚未诞生的，早产的“民族国家”。这个“被迫建国”的实践，无意间将中国边陲一省的省民，想像成一个称作“台民”的“国民”。然而，这个马基维利式的，甚至是前民族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就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初期接二连三发生的台湾人武装反抗行动强而有力的象征──幻影般的台湾民主国，开始变成这些武装抵抗所宣称要“光复”的国家。时日一久，这个看似空洞的历史象征将会被更晚期的台湾人反殖民运动进一步“占用”（appropriated），乃至实体化（reified），而变成这些民族运动者想像当中，现代台湾人民族国家的起点。

上述三点共同指出了一个简单明白的重要事实：现代台湾民族主义乃是产生于一个和孕育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历史情境完全不同的情境。换句话说，现代台湾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场”（political fields）之中发生的两个平行而各自独立存在的民族主义。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衰败中的古老帝国在面临豆剖瓜分的危机中被诱发出来的；台湾民族主义则是一群被强制兼并的弃民在殖民统治下发展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所面对的，是由为数众多、侵略形式不同且势力分布在领土各地的列强构成的一个笼统的“帝国主义”，相较之下，殖民地台湾所直接面对的是明确、单一的日本帝国。中国始终拥有形式上的主权与中国人所组成的政府，而台湾则是全境被正式纳入日本国家主权之下，由“外来政权”所统治。这两个不同的“政治场”以其不同的特质，分别诱发了两个发展轨迹和政治议题都不同的民族主义。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在长期战乱之中追寻的主要目标，是一个足以恢复古老荣耀的强大的统一国家，而台湾民族主义最念兹在兹的问题，却是如何逃离一个强大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稳定控制，并且获得台湾人作为“弱小民族”应该享有的集体的自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