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田飞龙和赵鼎新的归因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都用一种相当粗糙的还原主义，将一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于某类人的品质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原本属于"自由主义者"的那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萎缩。三十年来，一共出现了三次知识分子的大分裂。这三次大分裂主要是：90年代新左派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200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2012后激进派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如今的"撕裂状态"，主要是前两批分裂出来的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跟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对抗。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启蒙自由主义"的共识，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对毛式共产主义有一种普遍的反感，于是要回到五四，回到西方现当代思想中去汲取养分，想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其中，影响最大的两批知识分子是以金观涛和刘青峰为首的"走向未来"编委会，和以甘阳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更是网罗了中国当代思想界最重磅的人物，除了甘阳，还有王庆节、陈嘉映、赵越胜、徐友渔、刘小枫、刘东、杜小真、李银河、陈平原、陈来、周国平、钱理群、阎步克、郭宏安等。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东欧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其中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全部变成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只有中国的政权依然维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一批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国家能力"，才能抗衡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这其中的代表是王绍光、胡鞍钢和崔之元，另外一批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优势也自己放弃了，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汪晖。这两批人都对八十年代的"启蒙自由主义共识"发起了挑战，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但他们并不是拿传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而是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和当代政治学的理论来批判西方的普适人道主义思想，于是被称作"新左派"。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的甘阳，也发表了《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开始以"新左派"或"自由左派"（不同于后来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自居。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对八十年代的启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他们对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感到振奋，他们相信这充分验证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何以未能追随"历史的终结"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就是在这个语境下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数次转型失败，都是被激进思潮所累，如果希望未来中国能转型成功，那必须走渐进改良的道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才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否则永远摆脱不了王朝更替的命运。
这时期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或可以成为"自由保守主义者"）看似分裂，实际上都以自己的方式认同了现状。在新左派看来，中国是朝着增强国家能力的方向前进的，其中的代表就是"分税制"改革，通过这个改革，中央政府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国计民生的提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国也是在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走的，这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国企改制，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申请加入WTO等，他们相信假以时日，经济改革一定会推动政治改革的发生。尽管在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相当多的理论问题和社会议题进行了争论，但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对目前中国的领导。
进入2000年以后，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争论，逐渐取代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两批人，一批是以甘阳、刘小枫为首的"施派"，另一批是以蒋庆、康晓光和陈明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前者与自由主义之争论的缘起，看似有一点个人的色彩：2000年左右，甘阳将列奥·施特劳斯介绍给了刘小枫，刘小枫迅速拉起自己的学生故友，将施特劳斯及其门下弟子之著作译为中文，并编辑"经典与解释"丛书，一时盛若"文化：中国与世界"。刘小枫与甘阳一样，从80年代以来，经历过数次学术转型，最终两人又齐聚"施特劳斯"旗下。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集中在"虚无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近代政治思想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历经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变得越来越虚无主义，解决的办法在于重新引入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思想，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价值基础。刘小枫和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批判对自由主义是致命的，将施特劳斯引入中国，可以对冲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霸权"。
大陆新儒家的兴起，与甘阳和刘小枫没有直接关系，但两个阵营后来却互相交织。在90年代，蒋庆就从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转向"政治儒家"，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蒋庆陆续出版《公羊学引论》和《政治儒家》，提出了自己的"王道政治"理念。蒋庆认为，传统儒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另一个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只发展了"心性儒学"，而他的"王道政治"，才把"政治儒学"重新引入中国当代思想的舞台。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政治儒学"之上，方能具备"三重合法性"（超越神圣合法性、历史文化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以真正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这两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批主张回到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一批主要回到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似乎关联不大。然而，施派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破除了国内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恰好给中西古典政治思想都开拓了道路，施派自身，也逐渐从西方的古典政治思想，走向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甘阳自己，借助"公羊学"的"通三统"概念，提出当代中国兼通了"儒、毛、邓"三统，有着强大的文明创造力。刘小枫也在阐述施特劳斯的基础上，不断出版关于儒学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并将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王"。相当一部分大陆新儒家（比如康晓光），同样认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再次建立一个儒家的文明。施派和大陆新儒家，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他们进一步联合了一些新左派，一个横跨左右的"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的阵营得以形成。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登场和集结，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其意识形态危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GDP每年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一路赶超各种老牌发达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着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并开始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一流公司竞争的民营企业。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海啸，中国政府凭着强大的财政能力和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中国国力的壮大，刺激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野心，他们不满足于让中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其中一个，也不满足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希望让中国恢复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在"绩效合法性"（赵鼎新的概念）不断增长的同时，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很早就看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短板。由于中国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得到扬弃的。甘阳的"通三统"和蒋庆的"王道政治"，背后都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蒋庆想直接让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甘阳的用"毛"来替换掉马克思主义。后起的其他大陆新儒家，基本上走的都是"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并举"的路线，他们既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他们不断用儒家的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保证"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
与90年代不同，在与新的对手的争论中，自由主义者显得招架无力。香港周保松的《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台湾钱永祥的《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可以视作华语学界的自由主义者对施派的回应，但在"施特劳斯热"之下，但大陆自由主义阵营没有发展出足以抗衡"施派理论"的系统论述，尤其是这套理论里面还有自由主义的死敌卡尔·施米特。赵鼎新判断2003年到2014年是自由主义在舆论上失势，从而使舆论界出现"正态分布"的时期，但据我的观察，一直到2012年，自由主义言论还在舆论场上占据相对的优势。这也就是说，知识界的"战况"并没有迅速传导到舆论界，自由主义在知识界的败退，没有影响到自由主义在舆论界的地位。自由主义言论在舆论场上的式微，和他们自身的腐败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全面打压，打压的高潮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