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听他这么说，最后我还真的拿了几张达格玛的美艳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俱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共产党主人一样既愚笨又无品味。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我记得哈维尔曾撰文描述过此一情形，他认为总统府内无品味的艺术品，配上毫无生活情趣的共产党统治者，其所治之国会是怎样便可以想像了。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俱、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如今，这些工作中的长腿美女和那些哈维尔精心购置的艺术品动静映衬，搭配得浑然一体，使得作为总统府的布拉格城堡美轮美奂，目不暇给，充满了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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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零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我并无意影射哈维尔将总统府变成了“春宫”，他也不会像中国古代的昏君那样“从此君王不早朝”。我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制度的荒诞不仅仅是对人性的扼杀，也是对于“美”和“审美”的无知，而统治者则是一批乏味、无趣、内心阴暗的政治老人，假如他们还有性生活，恐怕连姿势也是单一不变的。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的交谈，并一起翻阅他著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一九九Ｏ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七Ｏ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份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著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做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并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著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在回复中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楞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作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著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2003年2月，哈维尔从几乎担任了十三年的总统职位上卸任，但他为捷克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厚的。首先，民主体制已经良好地运转起来，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共产主义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和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被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共产主义制度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1990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著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捷克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ŏ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最近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而推翻了该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