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在加拿大，因为我，被逼得丢了工作。两个在河南，身体都不太好。我大女儿刚做了手术，想来看我也来不了。我也顾不上他们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我很伤心，但是我已经没有眼泪了，哭过太多了。过一天算一天，每天就面对着这个窗户，想着我的孩子，心里可难受，可受罪……。”在海外十多年孤独的日子，高耀洁妈妈是以回忆和写作度过的。

“我大孙女生了一个小女孩，我曾孙女，都六岁了，我还没有见过面，也不可能见到了。他们经常给我发视频，让我看看。这小妮可好玩、聪明。她两岁的时候问她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每一个小孩都问的问题。她妈妈说；‘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我们家了。’小妮又问：‘我掉下来的时候穿衣服没有？’她妈妈说；‘没有穿衣服，光溜溜的。’小妞不好意思了，吵闹起来了。‘那么丑，不穿衣服太丑了。’她妈妈赶紧说；‘我和你爸爸给你准备了新衣服、花裙子。你看你穿上多好看啊！’”

谈到曾孙女的时候，高耀洁妈妈难得的开怀大笑，像所有的慈祥老祖母一样。

我知道，几十年的从医工作，让她把医院当家，把病人当亲人，家反而成了旅店和食堂。对三个儿女疏于照顾和陪伴，以致孩子们对她有些不满。到了退休，本可以衣食无忧，含饴弄孙，享受晚年生活。但在她六十九岁时一次意外的会诊，把她绑上了调查艾滋发源、支援艾滋遗孤、呼吁防止艾滋的战车，政府刻意的谎言和掩盖又让她怒发冲冠，奋笔疾书。这一战就让她写出十多本关于中国艾滋病的书，这一战就让她到美国的各个大学演讲，这一战让她一个人住在纽约曼哈顿一幢居民楼上十多年……。她只能亲吻照片上的小曾孙女。

“你看，我的脚不肿了。”

高耀洁妈妈用手摸自己的脚，是没有之前那么浮肿了。说真的，这双脚不美观，不好看，甚至有些畸形，五个指头被挤成三角形的粽子。它被残忍的缠裹过，又被倔强的小姑娘偷偷放开过。她是封建社会迫害无数女性的象征。

“我给你说，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害怕人家看出来我是小脚，不录取我。我穿了一双大些的鞋，前面塞了一团棉花，走路走得慢一点。谁也没有发现我是小脚，蒙混过关了……。开学过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但我学习成绩好，是班上的尖子，又没有犯错误，学校也不能因为我小脚开除我吧。不读四年医科大学，我能当上医生吗？你说滑稽不滑稽？”高耀洁老人抿嘴笑着，为自己当年的小聪明扬扬得意，我也舒了一口气。如果不是这两团棉花，就没有从医那么多年的救死扶伤，就没有发现和揭露中原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的铁证，就没有给那些贫困孩子们送去书包、衣服学费的高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