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胡耀邦的研究和关注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之后。但是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在他的一生中也非常关键：

第一,这是他重要的政治上升期，这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培养（用毛泽东的原话讲，胡耀邦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职务越来越重要，成为最年轻的高级干部之一，奠定了他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

第二,这是他思想的重要成长期。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在民主选举、发展私营经济、保护工商业者等方面进行了很好地实践，胡耀邦在陕北根据地亲自见证了这些实践，奠定了他后来治国理政思想的基础。

第三，他在延安与女青年李昭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儿子，拥有了一个温馨家庭，对于他的个人生活而言，也是一个最重要时期。

笔者最近前往陕西延安、榆林，山西吕梁地区探访了胡耀邦工作、生活旧址，以此为线索，整理还原胡耀邦在延安时期的经历。这些旧址以时间顺序呈现，而非以探访顺序出现。

刚刚抵达陕北的胡耀邦，他还稚气未脱，但是手不释卷，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多数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留下的，大概由于他过于年轻，具有典型的“红小鬼”特征，成为这位摄影家创作“模特”

1.瓦窑堡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少共中央旧址

胡耀邦跟随中央红军大部于1935年11月7日抵达瓦窑堡，算是结束了一年零半个月的长征。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6000多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7000人，这其中很多人是沿途扩红进来的，真正从江西一路走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三四千人，存活率约仅仅5%，打一个不恰当比喻，比欧洲犹太人经历了二战种族清洗后的幸存率还低，可见这一路军事斗争和自然环境的恶劣。胡耀邦作为人小体弱的红小鬼，能够生存下来是个奇迹，到达延安后，他的体重下降到不足70斤。

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恢复了少共中央局，凯丰、冯文彬、刘英（张闻天）、胡耀邦是核心领导，胡耀邦担任秘书长。这时候，刘英与张闻天结婚，根据刘英的回忆，每当她去见张闻天、毛泽东的时候，就带上胡耀邦，胡耀邦因此与两位党的领导人关系逐渐熟悉起来，胡耀邦在江西苏区经常见到毛泽东，还曾经与毛泽覃长期共事，但是二人没有直接接触。

另外，张黎群等人的《胡耀邦传》认为胡耀邦回到少共中央工作，是在红军东征返回陕北以后，这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依据是《张闻天年谱》中1936年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对任命胡耀邦为少共中央局领导成员，即便张黎群在延安时代与胡耀邦是老相识。根据郝玉堂的《回忆党中央在瓦窑堡的情况》，11月下旬，陕北少共组织即开始向胡耀邦汇报工作，说明他当时已经开始履职，1936年5月政治局常委会的任命，可能是一次重新确认。

少共中央办公地在瓦窑堡的前河滩胡家大院，跟中组部一起办公，虽然叫做胡家大院不过有6口窑，可见陕北这个地方的贫瘠，富户不过如此。这个小院是中组部、少共中央局、西北军事委员会供给部三个部门一起办公，可见经过长征后，各部门减员很厉害，幸存者无几了。目前这个旧址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只是门口有个标记，原貌已经被基本破坏。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制订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此时胡耀邦虽然没有资格与会，但是在27日的中央机关400人学习讨论会上，他与刘英作为代表发言，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央政治活动舞台发言记录，第二天他又去张闻天的办公室参加了小组讨论。

瓦窑堡会议旧址

胡耀邦在瓦窑堡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刚刚达到这里的时候虽然进入冬天，没有棉衣穿，红军筹到款后，才穿上新棉衣。胡耀邦的工资是4角边币，他唯一一次改善生活是花了2角钱，让警卫员买了一屉羊肉蒸饺，两人一人吃了五个，算是解了馋。

2.石楼县红军东征时期旧居

石楼县位于山西吕梁山区，是至今仍是山西省最贫困、闭塞的地方之一，石楼人均GDP为2.17万，不仅在山西省垫底，在全国也是最低的县之一，同时也是117个县区中唯二没有通高速公路的之一，从吕梁市区到石楼仅有100多公里路程，需要在山路上盘旋3个多小时。

胡耀邦旧居坐落在义碟镇，这个院子本来是清道光年间华州知州郝升荣的住宅，共114间窑洞，是该县最大的院落，1936年红军东征时郝氏出逃，遂被征来当做苏维埃政府驻地。东征前中央决定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建立地方政权、筹款、扩红等非军事工作，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新扩苏区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