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二则：

其一，前些日子在国际网络上瞧见有人在说，三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吆喝那副对联的谭力夫如今当上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句挺糙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可不知道当年怎么就把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和丫头们糊弄得那么五迷三道的。

其二，也是在网上知道的，最近美国最大的电脑芯片公司“因特尔”因为没有得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首肯，擅自利用故宫的文史资料来炫耀公司产品的优势，被故宫告了一状。后来通过协商，又达成友好协议，携手共同开发宣扬故宫的文化遗产云云。

两则消息，一条结论：故宫还真是个五百年不衰的风水宝地。无论是过了气的革命小将，还是洋人开的大公司，都惦记着它。

这就不由得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故宫的那段经历，虽说平淡无奇，但对我本人来讲还颇为重要。要不是那段经历，说不定如今我也会在国内裹进“下岗”的人流，抓耳挠腮了。

话说那年我从云南插队回到北京，惊魂未定。住在东城沙滩老北大的西斋，每日煞有介事地看两眼外文，心里头可是为着没个事由上下打鼓。有时候，晚上扒过了两口饭，信步走到故宫神武门边，看着护城河边老树枯藤上的昏鸦，免不了也叹上一回。

不想这日故宫的两条大汉上门造访，口称是警卫队的正付队长，要来招人。那是七六年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多天前，所以我记得清楚。来人说不但有工资，每月人民票四十块，发放大衣、皮靴，一年两季还有的确良外衣换洗。工作是在故宫里各处巡逻，算是警卫。而我的工作则不需走动，就是站在大门洞里头往外瞧。我突然想起了名演员石挥在电影《我这一辈子》里面演的那个警察说的话：“这叫‘看宅门儿的’，别的不说，头一样儿，先省鞋。”听到来人这么一说，心想世上果真有这等好事，哪里还会有不愿意的，我便痛痛快快地一口应承下来。转念道还是政府惦记咱们，不免心头又是一热。

话说回来了，我能得着这份差事，说实话还得谢谢当初招我去云南的农场干事老陈。我到云南插队时候，因为档案里头个人及家庭的缺点实在太多，别人说不定会怪罪老陈，为何把这样的人招到反美援越的边境地区？老陈为人很四海，不过也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将我和另外几个人的档案索性一把火烧掉了。回去见到农场的人事干部，只说是路上遇上了大雨，都浇湿了，再重填一份新的吧。好在农场里的农工大多是“大跃进”时险些饿死，从湖南、四川逃荒来的贫下中农，所以人事干部也不在意。有了全新的档案，自然把我们象同志一般地对待，倒也数年无事。

档案如影随形，我回到北京，档案也跟着到了北京。因此故宫警卫队的队长也看不出毛病，还和我叹了一回他女儿在乡下插队的种种苦处。队长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说说倒也无妨。可以想见，要不是当年云南农场的老陈当断则断，警卫队长是不会收留我的，我以后的生活轨迹也许就会大大不同。后来到了北美，因缘即会和一位如今在海外颇有名气的中国政治评论家做了两年邻居。他对中国大陆政治运作如数家珍，很惊奇像我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政治气候下，居然得以加入故宫警卫队，觉得不可思议：“你要知道，那是要有警级的呀！”儿子也以我那段经历为荣：“我爸爸当过警察！”

不过我这个警卫只是替早已走了人的皇上看家护院。我的任务是在珍宝馆外墙的大门巡夜。大门叫做锡庆门，斜对过是通往后三宫的景运门，隔壁大墙内是太子读书的毓庆宫。文化革命中，故宫被红卫兵小将改成“血泪宫”的时候，在里面办了个“收租院”的展览，放了些瘦骨嶙峋的泥人，赚了大家不少眼泪。后来美国的总统尼克松一来故宫参观，又都赶紧搬走了，仍然还叫毓庆宫。先前给皇太子教书的太师太傅们都有个“毓庆宫行走”的头衔，就像是如今，美国的中文日报上时常登出中国大陆来了个什么代表团，其中的作家、演员的姓名前头，也往往冠上个“国家一级”之类的，为的就是透着豁亮。

后来结识了研究明清家具的专家汪老先生，他说我这个警卫的活儿，要是在原先就叫“司阍”，由于地理位置，还可以加上个“锡庆门行走”的头衔。从此之后，我对外不大愿意说是当警卫，因为那时候抓人太随便，其实也不都是警察抓的，但还是怕把人家吓住，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于是别人问起来，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是在皇宫里听差，正式名称是“锡庆门行走”。

自从在锡庆门当上巡查的警卫之后，每天除了政治学习那两个钟头大家装一会儿洋蒜之外，多日无话。我也乐得这般闲暇，待游人走后，在锡庆门外放一张椅子，随意读些故宫图书馆里平素常人读不到的书，洋装的，线装的，有的还有傅斯年、罗振玉等大家当年读书的短笺或是借书条，仿佛手泽还在，怀古之情便油然而生。随眼望出去，存放周代石鼓的箭亭那厢，落日渐渐收去琉璃瓦上最后的一抹余辉，此时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