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凯西案”中所谓的“自由”，本次多数意见书中反驳道：在解释第十四修正案中提到的“自由”含义时，我们必须防止人类的自然倾向，即把该修正案所保护的内容，与我们自己对美国人应享有自由的热切看法相混淆。这就是为什么法院长期以来一直“不情愿”承认宪法中没有提及的权利。
根据多数意见书，大法官们认为，衡量是否是一种权利，关键在于其是否深深植根于历史和传统之中。堕胎权不能证明是一种基本权利，诉诸于“自治权”（是“个人尊严”）来为堕胎辩护，太离谱了。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那么非法使用药物、卖淫等也可能变成基本权利。
多数意见书还提到，堕胎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宪法并不禁止每个州的公民管理或禁止堕胎，罗伊案和凯西案的裁决僭越了这种权力，而且导致了许多重要但互不相关法律理论的扭曲。
“罗诉韦德案”和“凯西案”的后果
根据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数据，自1973年以来，估计有6000万未出生的胎儿被堕胎，相当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人口总和。在很大程度上，这应该归因于罗案。
罗案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将几乎所有堕胎政策相关问题，从美国人民手中夺走，交给非民选的法官。罗案成为左派堕胎“先例判决”的护身符，制造出一个法律雷区，在近50年里堕胎权被视为不可侵犯，每一次都受到该裁决的保护。
罗案后，美国司法陷入一边倒的局面，支持堕胎被允许写入法律，而反堕胎的法律却处处受阻。
比如，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是美国保守州限制堕胎的一种法律，只要胚胎或是胎儿可以检测到心跳时，堕胎即属非法。而通常情况下，自怀孕六至七周起，就可以检测到胎儿的心跳。
2013年北达科他州通过第一个心跳法案，由于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例，被视为违反宪法。接下来的2018年及2019年，许多州相继提出心跳法案，但立即被堕胎支持者起诉，结果无一例外，这些心跳法案一个接一个地被法院以罗案判例推翻。
在反堕胎的法律被推翻的同时，几个民主党蓝州控制的州议会，却可以颁布法律，扩大了在所有九个月的怀孕期间进行堕胎的机会。
2022年6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美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的罗诉韦德案结果后，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人士挤满了美国最高法院前的一条街道。
罗案并没有解决堕胎辩论，而是火上浇油。使得在其后的近五十年，堕胎问题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恰恰表明罗案的法律裁决，是多么的脆弱，而且还影响到美国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使司法机构陷入无休止的争斗。
罗案不仅腐蚀了法律，还严重损害了美国政治。其结果导致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将所有政治能量，投入到争夺最高法院控制权的斗争之中，堕胎问题党派化在大法官的提名和确认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没有妥协的余地。双方还将力量投入到总统和参议员竞选中，成为一场没有底线的激烈厮杀，大法官和其家人面临骚扰和其它暴力威胁，包括谋杀。
最高法院回归本位
美国奉行普通法，遵循判案先例，也就是说，法官判案先例对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特别是最高法院具有宪法解释权，其判决与国会立法具有同等分量。
通过国会立法确定一种新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的投票批准，然后由总统签字，比较困难。相比之下，最高法院判决可以绕开这些障碍，成为左派推行政治议程、争取“权利”的捷径，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在美国三权分立中最弱的一环的最高法院，越来越一家独大，成为类似的准立法机构。
2020年9月21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发展出“活宪法主义”（living instrument）的司法解释，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化”的文本，其判例从一开始就在为结论寻找理由，论据、标准和规则不断变化，叙事曲折委屈。例如，在为“堕胎权”寻找理由的过程中，先后就有隐私权、自主权、不当负担等多种说辞。而隐私权本身在宪法中找不到，也是通过解释宪法产生的一种新的权利。
通过对宪法的新解释，左派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过去并不存在，甚至也不敢想像“新”的权利，比如跨种族婚姻权、同性婚姻平等权等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建立起来的。
回到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的美国社会摇滚乐、嬉皮士、女权运动、性解放等背离传统的运动甚嚣尘上。美国最高法院也做出了公立学校祷告违法、全面允许淫秽信息出版发行的裁决。
这次推翻“罗诉韦德案”意味着，最高法院将回归本位，将堕胎权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不再充当立法机构的角色。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性禁止堕胎，而是说将堕胎权问题交给选民，如果美国人想制定一个全国的堕胎权，可以通过美国国会制定法律、或批准宪法修正案来实现。美国人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他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州内工作，通过反映其观点的法律。
推翻“罗诉韦德案”也意味着，推行保护婴儿、母亲、巩固家庭的法律，不再有宪法上的障碍。推翻“罗诉韦德案”，无疑是一个司法回顾传统、正本清源之举。
